前些日子，作为《大秦帝国》系列终章的《大秦赋》上映，该剧讲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之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故事。众所周知，商鞅变法的成功，为始皇帝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千秋霸业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各国以变法为潮流，不唯有秦国商鞅变法，亦有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齐国邹忌，等等，秦国的变法既不是最早开始的，也不是最晚开始的，却是最成功的。时势造英雄，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秦民之风是一大助力。借助十五国风之一的《诗经》秦风，我们就此予以探寻。
《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作为历史上**出现的文学体裁，以其凝练简短之语言，直抒作者真挚胸臆，或哀悼、或怒斥、或赞扬。诗歌的内容不是对社会的某项制度进行理性思考而后予以修缮，而是将其与诗人的理想国进行对比，怀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对其进行好恶、然否、褒贬的价值评价，民风则由此可见矣。如《国风·鄘风·相鼠》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统治者以礼法教导民众，而自己又不予以遵守，那么民众就只好说“胡不遄死？”以表愤懑之意。
朱熹曾在《诗集传》中写道：“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提起秦人，我们的印象中便是“尚勇好武”，事实上也大抵如此，诗经中十首秦风，两首便与战争相关，即《无衣》和《小戎》。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对秦地这样记载：“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犹存焉。”其间所提到的秦诗，便是《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后，秦军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也是半分未减，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在其《诗义会通》中就做此评价：“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
与《无衣》这般直接描写不同，《小戎》是以民众角度来描写秦军气势。《诗集传》中记载：“故其从役者之家人，先夸车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盖以义兴师，则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秦人尚武之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军中将士，更体现在民众之间。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此类表达哀怨、厌战情绪的诗词不同，《小戎》表达的是妇人对其夫君征战沙场的仰慕之情，《小戎》诗分三章，每一章的前六句都描写了秦军的车甲之盛，各章侧重描写又有所不同。首章侧重战车，次章侧重战马，末章侧重兵器；如“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滕。”这样的一些词句，夸赞了秦人所向披靡的兵车、雄健有力的战马、精致美观的**。著名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学者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中对《小戎》是这样评价的：“续序以为秦襄公发兵而征伐西戎，国人无厌战之心，妇人能表示理解。”秦人之尚武，由此可见。
秦始于商汤，继为周天子的附臣，受平王之命于西拒戎，收复失地。而后周天子式微，率兵勤王获得诸侯之位，称霸西戎。穆公死后，秦衰弱百年，期间山东各国以变法为潮流，纷纷崛起。及至孝公，得遇贤能，商君变法强国，而后经几代君主经营，终于有了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纵览秦之历史，在地理上的两个走向——西出与东归，二者任选其一，都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向西有戎狄的侵袭，向东有山东各国的**，这样的环境下，秦人如何不尚武？乱世之下，唯有尚武，秦人才能拥有立国之本！同样也是尚武，带领秦人走上君临天下的道路。
但若仅以“尚武”概括秦人，则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无法看到秦人礼法的一面。《毛诗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秦偏居一隅，不忘平王之托，以收复西周故地为己任，世代与戎狄为敌，虽然以战争作为主旋律，但周朝的礼乐制度一直深深影响着秦人。
《车邻》一诗便反映了秦人对车舆制度、燕礼的吸收。《周礼·**》记载：“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金路……以宾，同姓以封；象路……以朝，异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以田，以封蕃国。”“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说的是秦国第四任国君秦仲有车众多，其声邻邻然；有马众多，其中还有白颠马。此时秦仲的车虽然是五路中**的一等——木路，但依然表示出了周宣王赐予秦车舆之制。“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便是对燕礼的反映；《仪礼·燕义》言曰：“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并坐鼓簧”正是对“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的**说明。
秦风中不仅有《车邻》对车舆燕礼的反映，亦有《驷驖》之于田狩礼、《终南》《渭阳》之于宾礼、《黄鸟》之于丧礼、《权舆》之于饮食礼。秦风中随处可见的礼乐制度，无一不表明了秦人非蛮夷戎狄之辈，礼乐达于天下，岂有不至秦之理？秦以尚武闻名于世人，因而世人不知秦亦有礼乐之制，实乃秦之憾事。
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山东诸国皆在变法，唯独秦人一统天下，何以？
世人皆知军令如山，令出必从，却不知法令如山，法之必行。各国朝令夕改，视变法为玩笑，全然不顾律法之威严。齐威王一纸《许民**令》，将谤木立于城头，许众人抨击时政，大小官员皆置于万民监视之下，吏治清明如此。可惜在齐威王死后，《许民**令》化作一堆废纸，谤木愈变愈高，竟变成高不可攀、白玉雕刻的华表，乃至后世“**”化作了恶意攻击的代名词。而秦人尚武，妇孺老少皆知军令不可违，民众纵使不知法令何物，亦将其当作军令遵守，法之必行由此得以实现。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法之必行仅靠商君徙木立信一诺千金又怎能达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文中指出，法律应当得到普遍遵守。秦人尚武崇军，知军令如山，法令亦同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违，秦人把法令看作军令并予以服从，如此，何患法之不行？
春秋时期的重要军事著作之一《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秦人唯尚武，则与西方戎狄何异。若无礼乐之教化，秦人之尚武又与穷兵黩武何异。秦人尚武的背后，隐藏的是礼乐对秦人的教化，暗含的是秦人的功利主义。一个人的特点，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以及成长过程中形成的，部族也是同理。在秦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地处西陲与戎狄连年征战，自然也吸收了一些戎狄的文化——重实用。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秦人更关注与生存息息相关、于生活生产战争有利的东西，因而就有文如“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作出对秦的评价。而同样，作为周天子的附臣，秦同样也吸收了礼乐文化。当礼乐文化与功利主义发生碰撞，就会产生一系列奇妙的化学反应；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乐文化其后所代表的是优渥的生存环境、充足的生活资料，这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因而秦人对礼乐的追求，甚于山东诸国。在这样的环境下，法令自然也有它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法令让民众追求的不是良善、不是正义，而是让民众追求的是爵位、是俸禄。但，量体裁衣，适合自己的才是**的，用这种手段去引领民众遵守法令，也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商君的法令引导秦人在战时杀敌立功，争取功名爵禄，乃至达到了“闻战而相贺”的地步，如此，法之必行又何难？
前有礼乐为引，后有尚武所推，于是，秦人变法，秦法必行。
（ 冯浩 何志祥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