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有个人专著剧本集《凤凰泉》，散文集《飞翔的情绪》、《西吉风景线》，长篇小说《花旦》上、中、下三部曲（80万字）；创作有20集电视纪实剧《六盘山缉捕令》，6集电视剧《我爱我爸》，秦腔剧《好水悲歌》、《三姊妹》、《黄土情》、眉户剧《走出大山》和花儿剧《情暖农家》等。主编有诗歌集《蓆芨草》，第一辑《西海固文学丛书》，第二辑《西海固文学丛书》。

      曾获得宁夏“首届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宁夏“第二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区优秀文艺工作者”和“全区优秀业教专干”、“西海固十年扶贫先进个人”、“固原地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戏   缘  ------------

                                              火仲舫

       长篇小说《花旦》爆出了冷门，这使我想到了一个词：缘分。

    这里所说的缘分其实是一种戏缘。要不是这种戏缘，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怎么会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在纷繁的工作夹缝中悄无声息地诞生呢？

1

    我爱戏，熟悉戏里戏外的事，所以写起来便得心应手，水到渠成。还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子里正月间总要搭台唱戏，五月端阳节也要请戏班唱大戏。父亲是会长，家里自然就住了几位“戏子”。他们总是不按时作息，习惯于折腾。晚上夜戏散了，回到家里一通泼泼洒洒地洗漱之后，便是边抽烟边议论演出得失或者轶闻趣事，常常大声喧哗，根本忽视院子里主人一家人的存在。早晨，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还在沉睡，“戏子”们便像公鸡一样把人们唤醒，旧城墙上，河湾里，井滩上，都有人练功吊嗓子，那或伊伊呀呀，或粗犷雄浑的秦腔声便飘荡在村子的上空。我被这种氛围感染，也便早早起床，约上几位同龄伙伴，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练功。记得戏班里只有一个女的，名叫贺什么琴，唱花旦，人们都称她“坤角”，她的拿手戏是《法门寺》和《遊龟山》，她分别演孙玉姣和胡凤莲。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相貌实在是太普通了，但村里人却把她看作天仙，堵路看她的芳容。我们几个小孩子则是东施效颦似的学她的唱腔戏路，还溜进后台看她化妆。这样，我们几个小伙伴竟着了迷，成为最早也是最小的“追星族”，我和喜喜、仲娃、雁喜等四个伙伴便偷偷商量，等戏落台了，就背着家人跟上戏班子去学戏。然而，没有家人的许可，戏班自然不会带我们去的，我们当演员的梦想由此破灭。

 2

    冬天村子里组织耍社火，我们自然成了活跃分子，为了能分到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我们把家里父亲拾掇的老旱烟或母亲炒的豆子偷偷拿去孝敬社火头儿。记得我们四个人分到的第一个角色是《出棠邑》中伍员麾下的四员大将，在冬夜寒冷的打麦场上，我们极其认真地学做导演教的每一个动作。当正月间我们在村里搭建的草台上抖擞精神完成了一套套抖马程式后，自豪得差点儿上了天。那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会的四句（每人一句）台词至今记忆犹新：马备雕鞍将挂袍，胸藏韬略武术高；男儿要有凌云志，临阵杀敌立功劳！我当然不甘心一直站角子跑龙套，于是我就留心我所喜爱的剧中角色。那时候我喜爱武生和小旦这两种行当。也许是我太投入了，有的角色大人们还没有学会，我便听会了。有一年端阳节演《遊龟山》，饰演田玉川的演员突然病了，我就顶替他上了，那年我才十三岁，连相公袍子都穿不起来，还是哥哥在我腰里系了板带把衣襟折起来的。在《打架》一场戏中，面对卢世宽带领的一班人高马大的家丁，我只是象征性地做做动作，他们便按照剧情或东倒西歪，或抱头鼠窜，逗得观众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我算是出台了，逐渐担任起主角来了，什么的田玉川、傅朋、许仙、李映南、杨宗保、薛应龙，什么的胡凤莲、许翠莲、孙玉姣、宋巧姣、白云仙、穆桂英都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演“样板戏”时，十五岁的我已经开始当导演了，村里和学校排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杜鹃山》、《平原作战》等戏，我都参与了导演和演出，担任了李玉和、郭建光、少剑波、闫伟才、李石坚、赵勇刚等主角。1975年县上组织中学文艺会演，我们学校排演了《平原作战》，担任中学教师的我扮演了第一号男主角赵勇刚。和其它学校的小节目相比，我们的大戏吸引了观众，博得好评，第二天我的大幅黑白剧照（那时还没有彩照）张贴在影剧院门前的宣传栏里，好不风光。当时的油印《简报》这样评价我们的演出：“公易学校的《平原作战》独领风骚，轰动县城，将会演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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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传统剧恢复上演，一下子吊起村里人的胃口，村干部一动员，忽喇喇一下子拉起了场子，排戏的排戏，置办戏箱的置办戏箱，做道具的做道具，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便排成了两本大戏和一台折子戏。我用腊板刻印剧本，给初学者教唱腔和程式，整整一个寒假，大部分时间是在村里新盖的戏楼上度过的。这样自然耽误了不少家务活儿，妻子的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父亲却是支持我的，他说：“众人的事是大事，要当回事哩。”

    我排戏演戏不仅仅学习自己应分配角色的台词和动作，也熟悉剧中所有人的戏路，包括文武场面和舞台设置等常识。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是我刻印剧本“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的缘故，多长的剧本，只要我阅读三、四遍，那本戏里所有角色的台词我便能一字不漏地说唱下来，外出演出遇到有人因事因病不能演出时，我便顶替演出，尽管有些行当（如花脸、丑角、老生）的表演不是很到位，但总不至于晾台停演。鉴于此情，村里戏班如有重大演出活动，村干部和社火头儿总要到学校为我请假——只有我作后盾他们才放心。这样时间久了，自然麻烦事儿不少，于是我就产生了厌烦情绪，不愿把更多时间消磨在打打闹闹的排戏演戏活动中去，就找种种借口不参与。但我已经“陷”得很深，无法解脱。仅是父亲的这一关就过不去。村干部请不动我，就找我父亲，他们有意无意夸大我的演技和作用，说得父亲五内熨贴，就以命令的口气让我为戏班服务：“众人的事是大事，大伙儿看得起你，你不要不识抬举。”父亲的话我不能不听。

4

    县剧团的演员到乡下演出，吃香喝辣，台上台下受人尊敬，卸了妆走在路上，头扬得高高的，胸挺得板板的，一副趾高气扬、道貌岸然的样子，使我又是羡慕又是忌妒，心想：我如果到了剧团，一年三百多天，天天学戏唱戏，演技绝对不比你们差，就产生了到县文工团当演员的想法，于是写信给当时的文化科长，要求到剧团工作。虽然说我的要求在短期内没有得到满足，但时隔八年后，当我取得大专文凭全身心地致力于新闻工作的时候，县委一纸红头文件任命我担任县文工团的头儿。这下子使我傻了眼：我的本意是当演员，现在却要当演员的头，领导剧团，自己感到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但面对组织的提拨信任，我不能装熊，只有硬着头皮干。我一边抓演员素质培养和演出质量，一边熟悉业务，根据宣传需要，编写小剧（节）目，写节目报幕词和剧情、演员简介，从具体工作入手，调动演员情绪，把演出气氛搞得浓浓的。有时候演员下乡演出，遇到配角演员换不过装，我便会粉墨登场，顶替演出。有一次到静宁县鲍家咀头演出《出棠邑》，我照例替演四将丁吴立，不知为什么，演四将丙吴奇的海锋做完程式后竟忘记了念白，台上出现了瞬息的冷场，我拉了他的衣角小声提醒他，他还是没有反映。我要是念了属于我的最末一句台词“临阵杀敌立功劳”，没有上句不好操作，于是我急中生智，连同他的台词一起念：“男儿要有凌云志，（哎嗨）临阵杀敌立功劳！”这样就巧妙地挽救了失误。近朱者赤，由于直接介入演出的各个环节，就慢慢了解了剧团的内幕和表演方面的细枝末节。我发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慈母泪》有一场戏在结尾时缺少应有气氛，就大胆创作了幕后伴唱：屋漏偏遭雨连绵，风打浪潮舟船翻；世间母亲多良善，千里寻儿泪涟涟！相对原来正旦一大段如泣如诉的唱腔之后悄然下场的平淡意境，悲痛气氛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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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先在《我属牛》的一篇散文中以牛自喻，表述过我在文工团工作的情景，我在做思想工作，解决人事纠纷等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编写剧本，撰写报幕词，还捎带着写新闻，写散文，“常常耕去了月亮耕星星，耕去了黑暗迎来了光明；常常把气当饭吃，把灯光当被子盖……”

    现在回想起来，青少年时对社火对秦腔的热爱和投入，到了文工团任劳任怨地参与每一项活动，其实是在创造财富，是在为将来创作《花旦》而厚积。尽管我当时绝对没有这样的主观意识。这就应了一句话：功夫没有枉费的——《花旦》的成功得益于戏缘！

雨 中 西 吉

钟       声

      西吉虽是故乡，但近年来却不常回去。今年去了几趟，正巧都遇上了下雨，真是好雨知时节，回家乃发生啊！

    端午节，家乡唱庙会，这是多年来的习俗，从旧社会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五月五便是家乡最热闹的时候。初四下午，朋友派了车子把我送回老家。眼看就要到家了，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戏场那边顿时观众四散，嘁嘁喳喳地离开戏场，喝嘛喊叫地寻找避雨的地方。虽然大雨搅散了戏，但人们大都没有抱怨，还是“好雨，好雨”地赞叹着。经过雨水的沐浴，端午节的早晨如诗如画。天刚蒙蒙亮，我便被庙台上的钟声惊醒。那悠悠的钟声平添了雨后农村特有的意境。我起床后，哥哥已经把杨柳和艾枝插在大门和各个门框上，一股淡淡的艾叶味夹杂着雄黄和甜醅的馨香飘荡在空气中，使人陶醉。太阳出来了，我便信步向田野走去。戏楼滩里，摊主正在收拾被昨天雨水搅扰的货摊，演员们也三三两两地在小路上、打麦场里转悠，咿咿呀呀地吊嗓子。太阳一照，庄稼上，树木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烁烁；鸟儿、蝶儿、蜂儿也开始活跃起来。麦子已经出穗，足有半人高，地膜玉米也绿得滴水，丰收在望。路上不时会遇到乡亲熟人，当然就少不了问候和交谈，有人还邀请到家里作客。家家都用红砖修盖了牛棚和羊圈，乡亲们说，这是县上资助5000元修建的。牛和羊似乎也通人性，每当我进入一家，就会发出哞哞（咩咩）的叫声。说起养殖牛羊，人们就会喜形于色。养牛最多的达到8头，最少的也要保证两头；养羊最多的达到30多只，在这个以往不习惯养羊的纯汉民村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草也种了不少，昔日广种薄收的原滩梁、山坪上、沙河湾都种上了大片大片的紫花苜蓿、沙打旺和高梁。有人一户竟种了8亩草，这在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半的家乡，实在不是小数字。乡亲们见了我，自然要说起市里事，他们说，有位姓何的书记前几天还来村里视察，这是近年来直接深入农户最大的官。

    第二次去西吉是在七月一日。外地的一位作家朋友要去采风，我就陪了去。先一天本来就下雨，我们想着夏天不会有连阴雨，很快就会放晴的，就没当回事。结果早上从固原出发时雨刚停了一会儿，待我们赶到西吉县城时，却扑扑撒撒地下起了中雨。街上的行人比起平时稀少了许多，街道显得宽阔而洁净，但出租车却活跃起来，载着行人来来往往地穿梭着。各个店铺里，行人照样出出进进，显得悠闲而轻松。各家单位门庭都悬挂着庆祝建党84周年的大红横幅，雄浑的歌声从不同的方向飘来——原来，县上要举行盛大的广场歌咏比赛，各单位都在加紧排练。朋友说：“在一个小县城，庆祝党的生日气氛这样浓，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过了只有三天，我又来到了西吉。这次是以市人大委员的身份视察重点建设项目，以检查《建筑法》的贯彻执行情况。整整一个上午，都是艳阳高照，清风送爽。我们实地视察了无害化垃圾处理厂和一中科技综合楼等重点建设项目。可到了下午，密云灰蒙蒙地遮了整个天空。我们按照即定安排，在县委四大机关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一鼓作气地登上了南山，实地视察南北二山的开发绿化。昔日不起眼的南山，一片绿色，三百多亩的几座山头、山沟里，鱼鳞坑横竖交叉排列着，云杉、樟柳、毛桃等耐旱树木已经长得枝叶繁茂，与满山遍野的各类杂草、野花相映成趣。眺望北山，多年来全县干部群众共同栽培的各类树木郁郁葱葱，使整个北山变成了绿岛。县城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镶嵌在高楼大厦边缘地带的红瓦屋项，显现着这个县城居民生活的鲜亮。歌声、上体育课的口号声不时从各个学校传出，大家自然会提起感兴趣的话题：西吉今年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上本科录取分数线的考生610多人，除固原市直属学校外，居全市各县之首，西吉一中上本科分数线人数500多人，仅次于固原一、二中。

    天空滴起了小雨，大家这才下了山，驱车来到商贸中心建设工地，在这座原来县农资公司的位置上，崛起了占地25亩多的建筑群，设计新颖而实用。这座商贸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解决农资公司原有职工的就业和住宿问题，而且可为县内外进城经商者提供便利舒适的经营场所。我们刚上二楼，雨点密集起来。好在我们离宾馆并不很远，很快就回去了。当我感叹每次来西吉遇雨的时候，一位陪同的干部说：“西吉今年得了几场偏雨，庄稼长势好，加上学生考得好，人们的心情也就好。”

    下旬应邀参了一次文化活动，计划编写一部反映对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剧本，再次走进了西吉县城。晚上正在宾馆查阅资料，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打破了静夜的沉寂，雨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又是一场好雨！

    补记：由于雨水合节，马铃薯获得空前的丰收。中秋节回家，洋芋开始收获，一辆辆“三轮车”奔驰在乡间大道上，一块块地头上还停着小三轮、大卡车，它们会迫不及待地把胖呼呼的洋芋装入编织袋装上车。这与一直拉着架子车甚至赶着毛驴收获洋芋的情景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一公升洋芋8角到1块，据说是春天种植时签了收购合同的。昔日的“救命蛋”升了值，得到了社会的回报。说到洋芋，乡亲们都是喜形于色，他们说：“洋芋这几年真是走俏了，我们得了洋芋的济。县上抓洋芋生产抓到点子上了！”一个一般的农户，洋芋收入大都在4000元以上，有的甚至是数万元，一年就脱贫翻身了。在家乡，福建人把淀粉厂办到了昔日荒凉的沙滩上，出出进进的机车轰鸣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淀粉厂门前，过几天就会堆起一座洋芋粉渣的小山，村里人拉它去喂猪喂牛羊，多得喂不完时还用来填炕取暖。

    10份，市上在县城举办了隆重的马铃薯节，全国各地的客商和专家云集山城，全县的老百姓也像献宝一样挑选出最大最好的“洋芋王”到县城参展竞选。“中国马铃薯之乡”的美誉传遍祖国大地！

 迷人的秋色

    闲来无事，应文友小杨之邀，到泾源一个名叫向阳村的山庄小住了几日，觉得心旷神怡，感悟联翩。

    时值季秋，雨后的山村，空旷而恬淡。当太阳光穿透雾气洒向地面的时候，绿茵茵的冬麦田里便会升腾起如丝般的水雾，袅袅挪挪地向山头弥漫。山坡上，黄绿相间的草坡也向人们展示着退耕还林的实绩，草丛中那一株一株的红叶十分醒目地煊耀着它的艳丽，即将进入冬闲的农村，显得很是安静，村落、路上的行人也是不多，偶尔才能碰到一位，突然传来的崩崩车、摩托车的响声才会打破山野的宁静。走在路上或登上山坳，有时会被草丛里窜出的山鸡和野兔惊吓一下，当你看清它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它们已经离你远去，很快钻入茅草丛中或尚未收割的玉米地里，野鸡、呱啦鸡便会发出一声声“咯咯咯”地惊叫声，把它们的惊诧和抗议一同传达给惊扰它们的不速之客。那些个红腹锦鸡却并不怕人，它们拖着长长的花尾巴悠闲自在地在田埂上、树丛里窜来窜去。

    萝卜和白菜还没有收获，一畦畦绿绿地长在洼地里。看到这些，便会使人想到餐桌上脆嫩可口的绿色食品。

三棵树

    在向阳村的山岭峁上，长着三棵大柳树，远远望去，就像三把撑开的大伞，装点着山头的空间，使人对它们产生了兴趣。走近它们身边，它们果然非同一般，三棵柳树等距离地长在道路两旁，树杆一般粗，两个人合抱才能围住它的腰身，抬头仰望，树冠枝繁叶茂，清清爽爽，连个别枯枝败叶也没有，一副篷勃向上的派头。同行的小杨说，自从他的父亲记事起，这几棵柳树好像也就是这么高大，这么精神。我拍着那粗糙的树身问小杨：“这里的水土条件并不好，它们为什么多年来一直青春不老？”小杨说：“山里的空气新鲜，养份也充足，没有更多的树木跟它们争夺营养。它们的生存空间大。再一个，它们不但没有受到侵害，还得到村里人的保护。”小杨指着一棵树根部的泥坯说，“您看，这棵树根部裂了一个洞，是村里的咸爷爷和了泥坯把洞泥上了。村里人垫圈取土，也远离树木。也没有人在树上拴牲口，这已经是村里人多年来自觉遵守的一条规矩。”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自然由此联想到了宁夏文学的“三棵树”。是的，就像这三棵柳树一样，他们除了自身的努力而外，栽培和呵护也是他们茁壮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吃在农家

    山里的夜晚静得出奇。手机没有信号，外界的信息一时被大山隔绝，听不到它讨厌的鸣叫声。在15瓦的灯泡下一边嗑着大瓷盘里的葵花籽和花生，一边跟主人拉家常，这是城里很难得到的悠闲。今年是个丰收年，村人的兴奋写在脸上，瓷砖贴墙的大瓦房和不时听到的崩崩车、摩托车和彩电的声响，显示出了农村人的生活变化。听说我是城里来的作家，主人一家的态度极为热情，以山里回民特有的待客方式招待我，一日三餐变着花样满足客人的口味，同是土鸡、野兔，但经过回族农妇的巧手烹调，那口感就远远胜过城里餐桌上名目繁多的油腻腻的菜肴。就连那平时经常吃的捞面也是别有风味。就着盐沫、蒜泥、咸菜吃煮洋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刚出锅的洋芋笑口张开，腾腾热汽带着主人的热情向你迎面扑来，让你吃上一只想另一只，尽管肚子撑得鼓鼓的，热洋芋和咸菜的魅力还是让你馋涎欲滴。

可爱的小猫

    在向阳村，家家都可以见到小猫，有白的、黑的、黄的，还有狸花的和白花的。当饭桌摆上热炕的时候，它们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咪呜咪呜”地叫着钻进饭桌底下，等待主人或客人的赐舍，有些胆子大的干脆迫不及待，便先下“手”，伸出爪子抓那碟子里的食物。主人似乎也不刻意怪它不讲礼貌，而只是象征性地骂一句“馋猫”，轻轻拍打一下，让它缩回那不安份的爪子。

    在农家，猫和狗是必不可少的成员，没有猫的家是一个有缺憾的家。老鼠便会肆无忌惮地上窜下跳，打穿主人砌得结结实实的墙壁，撕破主人整整齐齐的的粮袋子和被褥衣物，把屎拉得满世界都是。假若在吃饭时突然从碗里发现一颗黑乎乎的老鼠粪便，那该是多煞风景啊？更有甚者，老鼠还会咬破婴儿的手脚和耳朵，把那可怕的鼠役传染给人类。一物降一物。有了这些可爱的小“老虎”，老鼠便会望风而逃，销声匿迹。前些年，猫们遭了大劫，它们常常因吃了被药物毒得晕头转向的老鼠而命丧黄泉。于是，猫们便越来越少，老鼠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有的老鼠竟长得比猫还壮实，有的小猫见了大老鼠被吓得颤抖鸣叫，于是乎，老鼠的胆子越来越大，视猫们不是天敌，而是路人。这样，各类猫与老鼠关系变化的漫画便应运而生。老鼠给猫送鱼送钱贿赂了猫，猫们便睁一眼闭一眼地任凭老鼠为非作歹。这虽然是借以讽刺那些执法者（贪官）与被查处对象本末倒置的社会丑恶现象，事实不一定如此。但猫们的悲哀在曾经一度确实令人同情。我早年在乡下时，家中养的猫就有十多只死于毒老鼠之手，那时候，我真的担心猫会绝种。时隔仅仅几年，这次深入农家，才发现猫们扬眉吐气地活跃在每一户农家，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花旦》的可读性与独特性

——在长篇小说《花旦》研讨会上的发言

石舒清

    关于《花旦》，我读曾经写过一篇评述文章，里面说到的一些看法今天就不再说了。因为要开研讨会，这几天我将小说又读了一遍。觉得有这样几点感受。

这是一部很有可读性的书

    说到可读性，可能会引起误解，有人会以为是书中的一些性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阅读欲，但如果读完全书，就会觉得这一点并不成立。第一，如果是一部纯粹展示人的生理欲望的书，我们读来不但不觉得有美感和享受感，反而会觉得厌恶。第二，与作品中大量的篇幅相比，涉及性的段落并不是很多。我觉得这种可读性，主要还是从书中的一个个人物命运和日常情感体现出来的。即使说到性描写，因为作者本性的纯朴和表述上的不扭捏、不遮掩，倒使那些描写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味来，就像土豆长大撑裂了地皮和蜜蜂的欣然采蜜一样。书中的那些性描写，不但不让人反感，反而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和生命意识。

    现在的书是越出越多，但真正具有可读性的书却并不多见。可读性的逐渐弱化也是文坛经常商讨和焦虑的一个问题。因此，《花旦》相当的可读性使这部书有了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部显得独特的书

    现在读一些书，很容易会读出一些别的书的影子来，尤其是大作家大作品的影子，感觉到他们明显是在学，但学得又不好，总是给人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感觉。一些当年以先锋派自许的作家已经不喜欢别人叫他们先锋派了，他们的作品也显现出了一种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和势力，这是很有意味的。让人庆幸的是，在《花旦》里面我们看不到它是谁的影子，它就是它自己。因为有话要说，就实实在在地说出来，整部小说始终给人一种诚挚感和结实感。你可以从多方面来指出这部小说的缺憾和不足，但那种结结实实、一以贯之的东西却是随处可见，怎么也否认不了的。另外，那种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那种对方言俚语的大胆而又准确的使用，也使这部书有着一种鲜明的独特性。也许自己是一个西海固人的原因吧，书中大量方言的使用成了我接受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拿掉书中那些极具表现力的方言，这部书一定会减色不少。这部书同时在如何运用方言方面，是有其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的。

这部书大大超越了作者原有的创作水平

    与其说这是一个结论，倒不如说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怎么会一下子拔地而起超越自己那么多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容易理解的。

    一言以蔽之，就是作者表达了自己极其熟悉且有着强烈感情的生活，因而埋伏在生活中那无数信息和能量一旦得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决口而出，将作者激发起来，催促他，带动他跃上一个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就像一辆从高坡上下来的载重车，即使不给它动力，它也会跑出一种不可扼制的吃惊的速度。《花旦》的作者正是得益于对他所表述的生活的全面熟悉和深度理解。文中那些关于戏文和仪程的描写，即使是一个专家，想必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仅以演戏时如何化妆上油彩来讲，也足见得作者对所写对象的熟悉程度，齐翠花给招弟讲上油彩时如何兑油彩，如何用手指头将油彩抹匀，眼窝（而不是眼蛋）里为什么要多上点红，为什么最难画的是眼线和眉毛，为什么眼线画的小了“一睁眼睛看不见”，画得大了“黑洞洞的像牛眼窝”不好看，勾眉毛不能画成新媳妇那样弯弯的月牙眉的样子，也不能画成生角一样的剑眉，均是细致周详，娓娓道来，觉得那一段可以作为上油彩的说明书的。

时代性和传统力量

    一般来说，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清朝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现在看来，这两样都不可取，但当时却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强烈地影响并制约着每一个人。在《花旦》中，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也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即使在红城子这样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该转社时大家就随同转社，在社教时需要“四不清”干部时，也揪出四不清干部。要破除迷信时大家就拆庙，要大炼钢铁时就砸锅毁灶，充分体现出时代的力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强烈影响。但在这种时代力影响下，传统的是非观和价格观也一直在暗暗地，甚至更为有    力地发挥着作用。譬如上面号召要破除迷信拆毁庙宇时，庙里的娘娘塑像却被人悄悄转移了；譬如大炼钢铁要毁灶砸锅时，村民红清贵却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恭恭敬敬在给灶王爷上供。就是红富贵这样的人，虽然身为大队里的支部书记，也还是因内心的不安和骨子里的那种意识，让儿子到已经拆除的庙的废墟上偷偷地点香烧表，以示以敬畏。这些虽冒着相当的危险也要来做的事情，都充分体现了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正是这种力量的无休止的交互作用，使人的境遇和命运因此显得复杂莫测起来。

千层底

    总之，这部小说给我的一个最大感觉就是结实，尤其是上卷。读的过程中，让我总是想起一种叫“千层底”的鞋子来。千层底的鞋就是很结实很耐穿的鞋。但“千层底”也是一种叫法，实际上并没有千层底的。也真要名副其实，纳了一千层，这样结实是够结实了，但穿起来却像踩高跷一样，会有些不舒服的。《花旦》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也正在这里。就是让人觉得：这个“千层底”，实在是厚了一些。

                                                                                                                                                                              二00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作者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醉《花旦》

周志军

     我想努力揭示西海固愚钝、落后的面纱，总是在品尝苦涩和痛楚中抗争，总是把消除贫困落后作为慰藉心灵的汤药，然而总是冲不出思维的樊笼，理性的思考总是与现实难以合拍。《花旦》的问世，无疑是不同寻常的叩问。这一敦厚、豪放、憨实、新奇的作品，让“西海固”这个令人感慨的字眼增添了几许倩靓和雄壮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