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的人生或许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欣喜的征兆。
最初，我与马金莲并不相识，只是听见不断有人提及她，她住得偏远，但她的小说流传得很远，越过银川，去了新疆和北京，她的名字写在《回族文学》与《小说选刊》上，或者更多文学期刊的目录上，是极通常的几个汉字，横撇竖捺，不十分响亮，也不会超出汉字构成的笔划。
我们日夜相伴度过了两天，白天似乎总忙忙碌碌，不断有家务牵住她，就只好在临睡前，单独与马金莲在一起的时间，说起她紧压在身体里的一些话。
1982年出生的马金莲生活在西吉县马莲乡芦子沟村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里，上有公婆，下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所以，她的生活如同旁人一样琐碎，又比一般人家更加严谨。那两天，虽知我们因她而来，马金莲却总退在家庭成员中一个最微末的位置上，哄孩子，做饭，洗衣，提煤，不曾抢站出来，使自己显得殊异。
马金莲熟谙她的生活原则，她不可以在自己的房间之外取掉包住一头黑发的盖头，哪怕天黑之后，往院门外倒一盆水；她不可以借写作为由而在某个早晨安心地睡个懒觉；她不可以因为心烦给在院里的叔侄们以脸色看；她不可以出现在客人、尤其有男客人端坐的家庭宴席上。她遵循着芦子沟村、以及一个回族家庭的一切规矩，严丝合缝，从未超出生活之外，她不会让人产生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告诉我，如果不是丈夫曾经听说她写作的事、而后告诉家人，大家现在会对此一无所知。
比起她的年龄，马金莲的容貌显得老成些，她戴着回族妇女常见的白帽子，鼻子削挺，肤色白皙，回想我曾见过的一张单人照，而今在马金莲青春的脸颊上，已经浮出一丝少妇的内韵、一位母亲的琐碎。
我们到时，马金莲正在房间里哄孩子午睡，孩子睡下后，她赶忙来到正屋，带着一脸欣喜，轻声说：“你们来了。”但眨眼间她又不见了，我在另一个房间找到她，连同她的妯娌，她们二人正切肉炒菜为我们准备午饭。我坐了一会儿，但与我攀谈多的，倒是她的妯娌，马金莲带着腼腆的微笑走进走出，只是不吭声，末了突然害羞地说：“你去正屋坐着吧，坐那里喝茶，这屋有油烟。”她不知该怎样称呼我，似乎为这样唐突地和我说话而感到难为情。B黄昏时，一家人聚在正屋闲扯，马金莲领着孩子坐拐角里一个最暗的地方，偶尔孩子顽皮地跑到亮堂处，她才迫不得已来到屋子正中，连她的妯娌也插过一两句话，马金莲却只在有人问她什么时简单地答上一句。她的注意力仿佛完全在她的女儿身上，她担心这个8个月大的小姑娘给大家搅出什么乱子，妨碍了大家的兴致。后来她来银川考试，我们在街上走着，她也是满心不安，顾虑重重，怕给我添什么麻烦。
第二天我们同去集市，集市热闹又凌乱，临近中午，马金莲问我们想吃什么，我随意地摇了摇头，径直往前转悠着，后来她要为我们买些炒熟的黄豆，也被我们拦住。后来我意识到，我没把她的诚心当回事儿的举动让马金莲难过了许久，因为有一段时间，她一直闷声不语，并拉下几步走在后面，但是突然地，她又在下一个杂货摊位前赶上来，局促地说：“你们吃点什么？我是真心的。”这一次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就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份马莲乡的酸酿皮儿，而这时的马金莲，神情也欣悦了许多。
夜里，那个8个月大的小姑娘兴奋地不睡觉，笑眯眯地望着我们，马金莲愁苦地一遍遍喊：“法麦儿法麦儿，你这娃儿把人害死了，我咬死你，快睡啥。”
法麦儿终于睡了，但马金莲仍然不能轻松下来，因我提出要为她拍几张照片。她大方地随我指使，先取下白帽，抹光掉落在额角的头发，侧身倚在炕角，又拿本杂志坐在炉边，后解开头发在镜前梳头。这样三折腾两折腾，很快把马金莲惹毛躁了，眉头一点点蹙起来，终于长叹了一声：“咋弄都不好看。”因为几乎没有拍出一张合意的照片，因为不好拂我的意，马金莲又被我再次摆弄在炕角上，她侧着身，比刚才更严肃了，显然她已经对我、对自己都没有什么耐心了，下巴或抬高或放低，头甩来甩去，极不舒服的样子。我提了最后一个建议：“金莲，你笑笑嘛。”马金莲动了动身子，迟疑了片刻，便脱口而出：“我不会笑。”话一出口，马金莲就捂着肚子笑起来。见着马金莲的这两天，在这个静静的村庄，只这一次，质朴文静的她没遮没拦地笑开了。C拍照结束后，房间里很快安静了，一天的琐碎与劳碌在这个时间轻轻地划了一道休止符，马金莲似乎在这安静里深深地舒了口气，白天的嚷杂过去之后，在所剩不多的自由和松驰里，那些阻隔着内心的人与事，可以一个个、一件件暂时地退开，从而使她看见并找见了自我。
马金莲看见了自己什么？这是不能够随意问出的话，这时间她的思绪在她的欢乐与忧伤里，在她的憧憬与洞察里，譬如：她会想起那个被她写过的泌凉潮湿的萝卜窖，会想起奶奶栽下的那些明艳艳的花儿，想起六月里的蜂儿，或者，还会想起幼时在娘家听到的一个故事。
出人意料的是，马金莲这些日子想的是武侠小说，她突然有了冲动，对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生出幻想，她甚至已经动了笔，偿试着写了起来。这天晚上，当开始一篇篇翻看她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小说时，她悄悄拧开了电视，转到浙江卫视《雪山飞狐》看了起来，她压着嗓门告诉我，已经有几天没接上了，很惋惜的样子。原来，马金莲从小就很喜欢武侠小说，上高中和师范时，已经借着看了许多，金庸、古龙，以及现代的“诛仙”系列，所以现在一提起武侠小说她便显得特别兴奋，并且探询地问我：“武侠小说会很挣钱吧。”
马金莲并未向我透露她对文学更远的理想，对于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眼下于她而言似乎还不曾构成困境，她所写的，就是她身后沟沟坎坎的黄土世界，她身边的亲人与乡邻，或者母亲从前给她讲过的故事。她崇拜的一个人是宁夏作家石舒清，当问及她的写作受益于何人，马金莲坦诚地说：“石舒清吧，我看他的文字，每次都舍不得多看，生怕看得太快，就再看不到了。”
在我所读过的马金莲的文字里，有三四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雷同，开始部分，那么一两个小自然段，谴词造句，会弥漫着浓郁的石舒清味，然而一当故事展开，马金莲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了自己，找见了自己。事实上，在文学写作里，模仿者与被模仿者都是尴尬的，尤其对模仿者而言，虽然艺术起源于模仿，可最终，个人的气息才是艺术真正的标签。马金莲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她又于无意识之中，已在自我的世界里走开了，关于文学的话题总是冗长繁琐，马金莲以她的质朴少言，阐明了自我：旁若无人地写。D马金莲显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善于在文字间抒情的作家，她能够把一些令人动容的事件写得不露声色，而在另一些时间，当她需要推进事件时，她会不惜笔墨，浓抹重彩地渲染故事里的一个环境、一种气象、一片月色、一束阳光，她知道把物质当作一个与人的心理相通的自然实体来进行描摹，她大概不知道自己这样写是带着一种朴素广大的宇宙观和心理学上的意义，她并不着急，也不矫情，就跟生活中她本人的真诚、讷言一样，令人感到一丝人文统一的欣喜。
有了孩子之后，马金莲看书的时间更少了，现在，她几乎停止了阅读，她倒是很干脆地说：“现在没什么好书了，国外作品翻译得也不够好。”虽然这是些实话，然而好书总是有的，写作的人也不能放弃阅读，我猜想马金莲这样说是想掩饰生活里的一些不便，孩子、工作、家务与经济负担，另外她住得偏僻，也难找见心仪的书籍。
打工生活告一段落，更没胆量到别处去找工作。坐在老家的土炕上，回头细想那个城市，原来我不了解。师范四年我只知道读书，现在想来，打工的1个月对生活对城市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读书的四年时光。在城市里行走，我总感到心身疲累，飘泊无依，黄昏时分万家灯火齐亮时，便想念老家，那种刻骨的感受，至今难忘。
接下来，我就现实多了，开始务农，竟萌生过养鸡养羊种树种草药的一大堆念头，却都只是胡思乱想，坚持下来的，只有小说。我怀念小时在油灯下苦读的岁月，便买来煤油，做了灯盏，夜深时候，母亲睡得正香，我悄悄爬起，点灯写作。
回望以前的日子，心境复杂又平静。一再打量这个生我养我的穷山沟，我爱它，我真的喜欢这个地方。母亲知道我写故事，便把每天劳作时听来的逸闻趣事村野笑话重述给我，我不断构思，坚持写写画画。《小说月报》刊过的《掌灯猴》正来源于母亲讲述的故事。
同时，我学会了做饭、做鞋垫绣花，切各种花样的萝卜、洋芋菜，学会了种地、锄草、割麦子、碾场等不少农活。有时我一再想，父母花半生心血供我读的书没能让我改变命运，我等于又回到了起点，可我得往下生活，人是没法和生活赌气的，我得学会在农村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夏天劳作苦累，夜里没法起来读书写作；冬天来了，漫长的冬夜，拥被坐在灯下，心潮起伏，有些不甘，十多年的书就真的白读了吗？其他的同学，肯定有人已经就业，便心中焦急，难以入睡。找书来读，能读到的全读了。实在苦闷心焦，就读《新华字典》，读一本旧医书。
每当满月之夜，窗外月明星稀，我悄悄推门出去。院中安静得出奇，一片银光铺满大地。村庄在月色下酣睡，看着自己身后拖长的身影，心中一时悲伤一时平静。从小酷爱武术，也看了大量武侠小说，这时便恨自己命苦，甚至幻想有个武林前辈路经此处，收我做徒，便可以浪迹天涯行去自如。月在发愣，人也犯傻，半响，回去入睡，脑中依稀构想一个小说细节，断断续续涂出几个短篇。有时我会借拔草之机，登上北山与南山，在山顶处迎风而站，看见了蓝天中白得晕人的云朵、辽阔的天宇、无尽的山峦、苍凉的山水、劳作的农人，心中便悠然又忧郁，心境渐渐怆然。唯一的弟弟3年前病逝，埋在山下的祖坟里，我不敢走近去看他，只在远处用泪眼打量，坟头荒草已然萋萋，想起小时拉着他小手一起跑到坟边摘杏吃，还不止一次和他争杏吵架，便想有一天我也要睡在这片土下，给弟弟做伴，我们就可以忘了病痛忘了贫寒愁苦忘了思念。心碎的感觉是那么真实。我久久徘徊在乡村的田头路畔。一年多的时光如水逝去。
3
生活迎面而来。我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子、陌生的人家，成为他们家的媳妇，生活陡然换了面目，见了更为真实的生活。这是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小叔夫妇年纪比我大几岁，孩子已生了两个。处在这个家中，我就显出了尴尬，我和大我几岁的弟媳互相称呼“哎”，婆婆和弟媳不断为家务权明争暗斗，这让我冷汗淋漓，手足无措，便极力做到脚勤手勤，闲话方面始终不敢多说。幸好共同生活的两年，没因鸡毛蒜皮之事互相闹出别扭。
困难还是接踵而来，我不会填炕，不会做更多花样的饭菜，尤其是蒸更白更软的馒头花卷。这才相信母亲以前的唠叨确是为了我好。可惜我始终没好好学过，只得又从头学起。白天劳碌不停，只有夜深人静时分，才能展开纸笔写一点文字。文思畅顺时会一口气写出几千字，有时枯坐半夜却涂不出几个心满意足的文字，硬往下写还是显得生硬滞涩了无趣味，便无奈搁笔。农人闲时少，盼到冬闲时节，做饭洗锅灶之余，还得陪婆婆嫂嫂们闲聊。东一拉西一扯的闲聊，天上地下，很费时间，却也无奈，生怕离开会落下不合群的骂名。生活是真实残酷的，它不像写小说不像做一个长梦，生活得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去面对。一些小说断续发表出来，丈夫从乡邮政代办点上取来刊物，依我要求悄悄放回我处，外人不知我在写小说。有时我长达半年时间不去集市走动，打量夫家这个小山村，黄土依旧，草木枯荣交替，我适应了这种与世隔绝、小心生活的状态，思维却从未停止，上山劳作时脑中一直想某篇小说的结构或情节。这种无止境的想象令人兴奋，令人陶醉，人活着就得思考点什么，我舍不得淡忘那些文字那些小说。
日子在平淡劳碌繁琐中悄然滑去，女儿出生了。从此生活从更深层处展开，怀抱女儿，我常常发傻，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不谙世间万象的笨丫头，人妇人母这些角色离自己还很远，然而，现实会令人清醒。
4
很感谢一些人，不断帮我、让我坚持写作的人。夏天我去沟底背苜蓿，割倒的苜蓿捆好扶起，底下竟爬动着成堆的红色毛虫，这是我最怕的虫，蛇也不怕，就怕它们。大到五寸、小的寸余的红毛虫全身生满了红腿，蠕蠕而动，想到自己背上爬满了红虫，我真的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强忍害怕把一捆苜蓿背回家，公公说有个女的找你。一查电话是闻玉霞打来的，后来在银川的一次聚会中，闻大姐当众说了这事，说她找我，公公说不在干活去了，她问去哪儿了，公公说到沟里去了，闻大姐说她当时心里很难过。我默默无语，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
我想说有很多人关心，我已经很欣慰了。2006年的冬天，从遥远的城市里来了两名女的，银川的阿舍，兰州的习习，她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深山沟看我，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的温暖。我们一块生活了两天。阿舍发在《银川晚报》的专访我看了，我想说其实你们来时，我已经掩饰了不少，衣着上的、语言上的。平时我不会穿戴一新扔下孩子到处去转悠，不会去集市上细看牛驴和羊群，也不会在全家老小都在的上房里说那么多话，平时我活在沉默寡言深居简出中。她们走了，我心里好久不能平静，真眼热她们啊，女人还可以那么自由地活。
5
2007年迎面走来，冬天时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在村里盖一座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住，丈夫教书，我种地拉扯孩子，我想做一个耕织持家、真正贤良的平凡女人。平淡贫寒的日子未必不好。丈夫却坚持带我去学校，当雇佣老师。我们带着女儿搬到了学校。乡村学校的日子平淡而闲散，摆脱了诸多家务农活，终于可以大声说话，想吃什么自己拿主意做就行，早上多睡会儿也不怕人笑话。教完书就坐在窗前抄小说，小学生们趴在窗外张望，说马老师咋一直写教案哩，还懂事地拉上我正缠人的女儿去玩。
有一天，忽然有人打电话，说要招考老师了，二次学历也要，便报了名。9月份时，终于拥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这一年中小说也发表得多。生活像个一贯冷面的女人，让人饱尝了她的冷漠无情，2007年竟转脸一变，把一脸微笑送给了我。我抱着女儿，想哭，却没一星半点眼泪，给许多人发短信，告诉他们这喜讯，便收回了无数的祝福。我应该一辈子都记住他们，那些爱好文学从事写作的前辈、朋友，他们从自己繁琐劳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给我打电话，寄刊物，送稿纸，甚至帮钱。郭文斌主席的帮助更让我觉得无以回报。打量生活，打量这个世界，我以自己朴素的心态认识到，这辈子一一回报他们也许有点空泛，但认真写作，写内心的良知和情感我是可以做到的。
2007年，知感真主，感谢生活，感谢我的良师益友，我看见了命运的笑，感到了生活的温暖。以后的日子，我要好好生活，安安静静地写作，拄一支笔，在小说的路上不管能走多远，我想只要坚持走了，便对得起生活，对得起这一生。
感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