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郭文斌的在故乡西吉县和一群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故乡的眼看故乡人的作品，从“作品与故乡”这一独特角度，对郭文斌的作品展开了激烈讨论，这里选发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李义：郭文斌的作品产生的影响，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与文学有关的问题。西吉是郭文斌的故乡，正如诸多评论文字中点到的，“故乡情结”在作者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份量。请大家以“家乡人”的身份，以“作品与故乡”的角度来谈谈，看看，我们脚步下的这片土地，究竟给予了作者什么，或者说作者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什么，又发掘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将这些外化成文字的？这样思考，无疑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李耀斌：我谈的题目是《郭文斌的启示》。
启示一：郭文斌在《在北京看雪》中写道：“在北京/我看见雪用她的温柔/把树压折/把灯光压垮/把一个人的心压成故乡/无言的故乡/在雪中成长//渐渐地/我觉得眼前飘飞的其实/不是雪/而是一群回家的游子/脚步匆忙得有些跌跌撞撞/如同相思/伫立雪中/我才明白/雪的姿态其实就是相思的姿态/雪的道路其实就是怀念的道路//面对这群扑向大地的飞蛾/我的心是一床羽翼的被子/以她准备了整整一年的盛宴/洁白的盛宴/等待自己/走失多年的孩子/……”
郭文斌的文字是那么美，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他的文字在眼前过去了，但是却有一种“美”和“享受”却长久地在心灵中回旋。这是郭文斌留给我比较牢固的感受，也是一种在读者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感受。引他的诗，不是要谈他的诗，谈他表面的诗化的叙述，而是要谈这种感受的来源，这种诗化叙述背后的他的目光，他的思考，他的文本更宽泛的意义，他的文本所承载的更有份量有价值的东西。
2005年，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出版了。《大年》的出版，在中国文坛掀起波澜，而又经久不息，成为该年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和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也绝非偶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其必然的基础。我认为，郭文斌的文字之所以能引起文坛地轰动，最根本的原因是郭文斌用他轻丽绮卷的文字再现了一种原生态的乡土风俗，把人性当中纯真纯美的一面呈现了出来，在当今垃圾成堆、良莠混杂的中国文坛很强烈很鲜明很灿烂地凸现出人性的纯净和美好。故而引起了广泛的心灵共振。郭文斌的文字向文学艺术的真大大地靠拢了一截，细腻又不失犀利的郭文斌向他“自己”大大地靠拢了一截。像他在北京看到的“雪”一样，郭文斌这只扑向大地的“飞蛾”正以“舞蹈的姿态”走近“自己”，尽而“拥抱”“自己”。
启示二：郭文斌是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长起来的，西海固是可怕的，疼痛的，这是留给很多人的记忆，它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位西海固作家的童年上，记忆里，钳制着他们的注视和思考，然而大多和郭文斌有相同生存背景的作家却被西海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被“可怕”和“疼痛”挡住了视线和思考，停滞了更深向度的思维，回旋在生活抑或生存的“疼”和“痛”里，因而再现的也是“恐怖”，是“恶”和“丑”。郭文斌犀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些表面的粗糙的物质的部分，从西海固“可怕”和“疼痛”的生活矿石里掏出艺术的“金子”，滤出“美好”和“福”，舀出“快乐”，舀出对贫穷的“享受”，在他的笔下，贫穷和苦难里有那么多令人神往的东西，他的犀利，抓住了西海固的“寓言”。
“一丝风吹过来，灯花晃了起来，就在明明和亮亮着急时，灯花又稳了下来，像谁在暗处扶了一把，就有许多感动从明明和亮亮的心里升起，在灯光蛋黄色的光晕里，明明发现，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何其宁静、安详的意境，何其纯净、善、和美的人性原始！诗化的叙述和灵性的抒情贯穿着郭文斌的文本始终，再现着郭文斌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再现着郭文斌对生活中高于物质的精神部分地捕捉，使他的文字及形象、意境都是那么鲜活、空灵、飘逸而有迷人，玲珑剔透。
“《大年》美得像一个梦”（王雁翎语），它把每一个读者都引入了他们曾经遗失的那个“梦”里，把一个个灵魂引入那个难以言说的“享受”，那个“福”里、“寓言”里。
启示三：《大年》的题材其实是很狭窄的，郭文斌的声音也是细微的，他的“故事”也是“涓涓细流”。然而，题材却不因狭窄而失其纯粹，细细的“那一声”，却也是人性当中至纯至美的“那一声”，“涓涓细流”的“故事”却正“暴露”了中国乡土文化中“人”的纯真纯美的一部分精髓。其实这些都珍藏在每个作家甚至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只有郭文斌把它挖出来了。所以，郭文斌的文字引起共鸣是必然的。
启示四：张贤亮在他的小说《青春期》里有这么一段文字：“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象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落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到了老年才会发现它们全部都是闪光的珍珠，对老年人来说，现实世界再也没有强烈的诱惑了，逝去的光阴才具有诱惑力。”
郭文斌打捞的正是很多人“稀里哗啦”地抛掉的“珍珠”。
刘亮程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一片树叶何曾过时，永恒存在于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找到它，你就是大作家了。”文学写什么？郭文斌的文字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印证了刘亮程的感受。
启示五：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艺术创造更宽的可能，以及文学和艺术更高的要求，文学和艺术不仅仅是作家对生活的创作性再现，“真”的文学更应该是一味人类灵魂的净化剂，是盏盏灵魂的灯，它照亮着人生更高境界的那条路，让人看到真的善的美的境界，并向之靠拢。这也许是郭文斌认为的那条“回家的路”，也许是作家和文学的责任和使命吧。
启示六：有的人认为，郭文斌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文字或思考向宗教和神学靠拢；另有人认为，郭文斌成功于对“性”的书写……，而且旁引博证，凡此种种，都是不恰当的，抑或片面的，郭文斌给我更深的启示是：他的文本创造了一种文学的蓝本，但他的文字又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郭文斌所挖掘的那些原始人性中的纯真纯善纯美，凝聚并永葆着持久的美学意义和精神，成为一部珍贵的人文美学资料，这才是郭文斌的价值，是贺绍俊所认为的郭文斌“珍稀”的地方。郭文斌的文字是不会“速朽”的。
李继林：我谈的题目是《现代禅》。
原来读郭文斌的作品,大都是零碎的,总是被他那灵动的语言及优美的意境所感染,至于作品背后所深寓的意义之类,很少探究。我只是觉得郭文斌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作家。但在读完《大年》之后,我才知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不能仅仅以一个有灵性的作家就能概括的。但我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模糊的,我只是觉得他的作品里已经非常丰富地包含了对于生命的本质以及灵魂的思考,他以小说或者散文的形式进行着一个哲学命题的探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命题呢?在反复阅读了《大年》之后,终于渐渐明晰了。
以世俗的见解来阅读这部作品，实在是一个误区。单永珍先生说郭文斌是一个具有宗教情节的作家，可谓一针见血。郭文斌的作品里流露着深厚的宗教情节，佛学的智慧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说他已深味佛学精髓，是有些夸张。但说他已荫僻于佛光的辉照之中是不为过的。获取般若的过程，需要经历忍辱，精进乃止禅定的修为。读他的文字，我能够感觉到一种自然智慧流露，不像是作者在苛意地写作，而更像是一位智者随意地讲述。所有的意义都寓于文字之后，从最初的娓娓劝导到后来的“棒吓”，在《大年》中随处可见。在后记中他说“生活就是禅”这正是禅学思想的精髓所在，被他捕捉到了。“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情节都被他发掘并阐释，随即上升到生命本来面目的思考。
父亲（《水随天去》）是一个禅的体验者，谢具善（《寻找丢失的眼睛》）也是一个，荻（《钥匙》）也是一个。他们是彻底的，他们都去了。父亲离家出走，谢具善在美丽的情人身旁真的睡着了，荻走的时候尽然是一个秃子。荻是在经历了爱情以及生活的诸多痛苦体验之后，完成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但他仍然是茫然的，被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远未达到禅的体验，他只是找到了一把“钥匙”，佛说“诸法无我，诸受是苦”。从苦的烦恼中脱离，然后指向虚无乃至空，“钥匙”是一个恰当的概念。让荻变成和尚的不是方丈的剃刀。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贾宝玉的影子。父亲已经是一个完全的行者。从他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全面的看到一个行者所必须具备的全部经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般若。父亲心里没有钱，他吃素，他连一只苍蝇也不忍杀死，他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阳台上“像老僧入定一般”。.他“在阳台上荷荷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父亲那些莫名其妙的提问，是佛教禅宗的精髓所在。但水随天去中的父亲仍然是一个现世行者，他“毕竟是父亲”，他走的时候站在儿子身后“眼里汪满泪水”。这在小说中是一个丰满的形象。谢具善的形象是模糊而彻底的，他已经在云游之中，完全脱离了世俗地困扰。他从丰富的物质和淫糜的精神生活中跳出来，未出三界，却不在五行。他可以把一个被人扔掉的馒头捡起来，作明天的早餐；他可以“缓慢而有力地从她的身体里挣脱”“双唇间有千军万马在疾行，在急流争渡”“竟然很快进入睡眠”。他的对世俗生活的完全放弃,他的随意的洒脱,一派禅家风度。行走于街道的谢具善,与本来的谢具善已和谐的分离,行者的身影清晰显现。
作家在繁华的现代生活中塑造出了典型的禅修者的形象，可见他对于禅学的钟爱。他说“喜欢一个人：六祖慧能。他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开创人”（《以笔为渡》）。或者郭文斌自己已经是一个禅修者？他在点滴的现实生活中，不停地拷问，思索生命的本质和灵魂的归宿问题。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的另一魅力所在。他的作品总是给人留下许多的空白，就像中国的山水画。淡淡几笔，意韵却悠远无穷。
如果说郭文斌早期的作品中禅学思想只是欲说还休,尤抱琵琶半遮面,到了《大年》以后,则完全揭开了掩饰的面纱。坦然而说,这也反映了他的禅学思想的成熟。他大胆地引用禅学经典,不是在宗教知识匮乏的时代故弄玄虚,而是以那种古老而新鲜的语汇和思想提醒人们：逆流而上,或许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不论是哲学还是艺术。
在他的乡土作品里,借助于牧牧(《开花的牙》)明明(《三年》)等孩子的口,提出了许多看似幼稚而实际却令所有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那里有许多即是“未生我时谁是我,我已生时我是谁”这样玄虚的问题。死的概念在懵懂未开的孩子的头脑中模糊而神秘。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凸现。人类文明是从孩子开始的，也是从对这些简单而繁复的现象的思考而开始的。孩子的问题尽是永恒的哲学命题。在他的都市小说中,通过经论的引用，使他的作品从日常的故事中超脱出来,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不仅仅给读者语汇上的新鲜,而更多的诱惑读者进入生命的内核。他给读者设置了一个个多彩的陷阱,他让你跳进去,但他不告诉你出口。思考便在不停地询问中开始。“灵龟摆尾,扫其形迹,形迹虽扫,又落扫迹”。(《水随天去》)“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是你在干那件是吗？这样的问题是禅宗的实践和理论的最经典的结合。禅家正是在这样不停的询问中开悟?打开自己的智慧之门。
郭文斌以一个现代作家的独特眼光把古老的禅学应用到他的作品里，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特别的魅力；同时禅学这门有关生命本质思考的学问（我觉得把禅学归于哲学或者宗教学都不大合适）得到了以现代的方式的表达。这就是我读《大年》的一点感受。
周志军：《大年》给我的印象是“实中求美，美中见情”。李兴阳先生给郭文斌的小说《大年》的评定很中肯。作为读者定然会被《大年》浓郁的山村“年”的氛围所感动。也定会被这有些苦涩的农家亲情所感染。漫步《大年》，梦寻儿时生活的影子，我的心自然有些潮湿——那一盏灯笼，一把糖果，一件新衣，何尝不是我曾经美好的“年”的抒写。作为一个在西吉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只体会到《大年》的浓郁滋味是不够的，所以，我应该对《大年》说点看法。细想，郭文斌先生所感悟的“年”的精髓自然比我丰富，我的微见该不会有什么弄斧之嫌吧。抛开这点顾虑，我所说的仅算是乡党之情的拙见，该不会有大妨碍的。
正如李兴阳先生所言，《大年》是反映西部春节民间文化风俗，解悟西部人精神结构的风景。童年、少年的我也曾因父亲、母亲的关爱和年的美好幸福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的美好因世故而淡漠了许多，渐渐地忘却了“年”给予我的一些东西，只觉得日子越过越难过。是《大年》唤起了我欲灰的意识，从已有些颓废的灵魂深处给了我新的刺激。看看现在的生活，想想过去父辈的生活，觉得各种坚硬的东西压在了人的心头。好在“大年”这剂良药该让诸多和我同样麻木的人感到其精妙的功效吧。
然而，小说《大年》中存在着几个还需要商榷的问题。文中写到，父亲将对联写完后，放下笔，像一头渴的牛一猛子扎进泉里喝水一样地抽烟，然后紧接着贴对联了。这个情节不合西吉当地风俗。过年若设香案敬供祖先就必须先上坟、请神、上供桌、祭拜、献饭，然后方可贴对联和门神。因为对联和门神是驱邪的标志，是喜庆吉祥的平安护符。当地风俗认为，若先贴上红对联和门神，祖先的神位就会被拦在门外，自然“爷爷”的“好吃的”就只能是摆设了。北方地区的习俗应该是大同小异的，《白毛女》中喜儿和爹过年的唱词能充分说明这个：“门神门神贴两边，大鬼小鬼进不来”。而且门神只能贴一对，不应该是：“每个门都贴着门神”。
除夕坐夜，父辈们有钱的给娃娃“压岁”，没钱的给散些糖果。但小说中“夜色落下时”，却给灯笼贴窗花。这应是天未黑时“吃完长面”后的工作。然后让娃娃们挑上去玩，然后再回家坐在炕上接受父母的“压岁”和守夜的温馨，然后便是“抢头香”求平安吉祥。当然，“十里一个乡俗，五里一个规矩”，或许我的说法不算妥贴。
“初一早上的母亲是多么好啊！”这是一句极致的赞美之词，但不相宜的是文章接着写母亲刷刷地扫院。前文中收拾一新的院落不会是杂乱的。况且母亲勤劳的天性不该“破例”传统的风俗：一般地，大年初一到初三的日子，房屋和院子的杂物不能扫除，这是北方人“年”的大忌。积再多的杂物也有“不扫年”的讲究。习俗是人们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不成文的社会风尚。倘若表现这个人情世故需要这样的讲究，就应让习俗“实中求美，美中见情”。或许这不是作品所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是我鸡蛋里挑骨头，但不管怎样讲，我觉得要挑就挑得遭人恨才是对的。
李怡：在我的理解中，郭文斌是一个多情的写真作家。我说两点：
一、外张内敛的诗性散文。初次读郭文斌的散文集《空信封》，感觉很特别、另类。读着读着，就像一缕春风拂过水面，一股清泉趟过小河，给人一种具象的情感寄托。作家对情感的放逐往往是在一种诗化的意境里进行，就像闭上眼睛平躺在广袤的沙漠里怀念一个人：头顶蓝天白云，和煦的阳光照着无限膨胀的情思，同时，一种空漠地孤独和无限地忧伤湮没了自己，那种思念达到了极致。
行文的空灵飘逸，使散文富有诗的意境，再加上他精美简短的诗性语言，使得散文在气势上有了很大张力，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也丰富而浓烈。
或孤独、或忧伤、或宁静、或凄凉、或浪漫，每一种心灵的体验都给人一种美的语言享受和心灵感应。《爱情没有药》、《有一种情感无法面对》等篇目中，“你或许可以打下一个江山，却未能攻克一个真正的爱情堡垒，你或许可以毁灭一个世界，却无法消灭一炬爱情烈火”等句子，富有隽永的哲思，当之青春寄语或感言，实属佳句。
《永远的堡子》、《老大》等文章中，更让人深切地体味到一种浓浓的亲情和朴素崇高的人礼道德。
二、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小说。一个作家的灵魂是与他成长的生活环境水乳交融的，离开他熟悉的生活环境，写作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郭文斌的笔下，展现的是一部鲜明的西部农村画卷，他以清新细腻的感情和略显忧伤的笔调挖掘记忆中的乡土，成长中的童年，以及故乡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命中或失之交臂而略带惋惜的爱情。故事中土生土长的童年伙伴，作者都以白描的手法，朴实而确切的乡土语言，形象而饱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来，感觉篇篇里面都有自己的影子。如《雨水》中的扣扣、地生和双晴之间多错位的爱情，使读者的心灵产生了普遍地共鸣和感应。
对故乡深厚的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散文《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老大》等作品中，在小说集《大年》里，作者细致而深刻地叙写在这片乡土中成长的挫折、乐趣，青春期朦胧的爱情秘密以及发生在乡土上的一切生老病死、血缘亲情等，而许多的叙述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成长为发展过程的，如《水随天去》里“父亲”和“母亲”常常因观念上的差异而时有“吵嘴”，但在孩子的眼里，他们的嘻笑怒骂皆成趣味。文章中的“父亲”是一位出身农村的品位作家，对生活的细节粗枝大叶、漠不关心，可是对故乡传来的一点气息都视若珍宝。他把从老家带来的东西统统叫“六味地黄丸”，将一点咸菜，这里的土话叫“咸萝卜条”，在母亲的不屑一顾和阻挠下，竟能吃得津津有味，还强迫“我”也来吃。是啊，离开家乡，吃的就是一种乡情，吃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回忆的就是一种亲情！作家自幼生长在乡村，厚重的乡土气息浸润着作家的心灵，怎么能不对那片黄土及黄土地上生长、生活着的人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呢？
李义：大家都谈得很好。李耀斌是主攻诗歌的，他的几点启示见出他对郭文斌的作品中诗意特色的分析之深，也见出他对郭文斌的文字的偏爱；李继林从“禅”意这一独特角度入手，谈得特别新颖。广义来说，宗教中的“禅”意，与诗歌中的意境，与哲学中的辩证，与美学中的真善等都是相融相映的，或和谐、或深邃、或智慧、或美好，都是人类精神中的精华所在。周志军也许是读《大年》读得最细的一个。谈得也很直率。目前，评论界这样的声音已越来越少了。李怡以一个女性的角度，也谈得很细腻。还有几位，恕不一一列举了。真的，感谢各位！
下面，我说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想，郭文斌的作品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为文者，首先要使自己的文字与别人的文字区别开来。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既不复制，也不克隆。要有鲜明的个性，持之以恒，量变之后产生质变，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记得是叶延滨说过这样的话，草长得再茂盛是草，树长得再矮是树；只有别具形态的一棵棵树，才能长成一片森林。郭文斌的《空信封》、《大年》、还有纪实长篇《笫三种阳光》等，给人的笫一印象是新鲜、新颖，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使之非一气读完不可。
其次，是叙述语言的“顺”与“陌生化”的统一。“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像这类句子读起来顺如风行水上，但是，“娘的味道”又陌生化地处理了一下。让人需要刹住过顺过快的阅读速度，回味一下，“娘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的味道？有一句熟语叫“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一句“娘的味道”让你意会出了那个味道，但是你无法准确地言传出来。相信作者也许也是这种状态，但是，贵就贵在他找到了这一句，写出了这一句。这就是瞬间感觉的敏锐捕捉，也许这是为文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之一。此类句子在作者的作品里比比皆是，见出了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体悟之深。
笫三，儿童视角。以童眼看世界，世界即多了一份率真，多了一份趣味，成人眼中的世界是麻木的。童言无忌，童眼无邪。都原生态地再现了人成长中的一些过程。如此文字，既是文学作品，又可做探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第一手材料。
最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郭文斌的文字中，没有过分的坚硬，没有铺张的苦难。这固然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及世界观有关。郭文斌的许多文字通篇笼罩着淡淡的忧伤，流淌着清水一样的憾意。尤其在一些写亲情人伦的篇幅中，这些更为突出。像《永远的堡子》入选多种选本，被有关文字如此介绍过：“作品通过一个罕见的家庭故事，讲述了一个罕见的伦理关系，审视了当下社会一个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亲情和道德高度。忧伤而潮湿的文字，读来感天动地、回肠荡气。”这些“罕见”并非虚构，熟悉郭文斌的人知道这全是写实。这里，让人称道的是，作者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让读者动情的艺术真实，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大年》更是言简意丰的佳构，大量的对话，不但不显得累赘，反而使阅读产生一种节奏感、韵律感。总之，郭文斌的文字唤醒了我们曾经的生活感受，引发了每一个阅读者情感上、心灵上的共鸣。阅读这样的文字，使人心荡涟漪，心生嗟叹，而后，又心泊宁静。无疑，这是一种投之四海而皆受欢迎的美文。
李义：郭文斌的作品产生的影响，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与文学有关的问题。西吉是郭文斌的故乡，正如诸多评论文字中点到的，“故乡情结”在作者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份量。请大家以“家乡人”的身份，以“作品与故乡”的角度来谈谈，看看，我们脚步下的这片土地，究竟给予了作者什么，或者说作者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什么，又发掘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将这些外化成文字的？这样思考，无疑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李耀斌：我谈的题目是《郭文斌的启示》。
启示一：郭文斌在《在北京看雪》中写道：“在北京/我看见雪用她的温柔/把树压折/把灯光压垮/把一个人的心压成故乡/无言的故乡/在雪中成长//渐渐地/我觉得眼前飘飞的其实/不是雪/而是一群回家的游子/脚步匆忙得有些跌跌撞撞/如同相思/伫立雪中/我才明白/雪的姿态其实就是相思的姿态/雪的道路其实就是怀念的道路//面对这群扑向大地的飞蛾/我的心是一床羽翼的被子/以她准备了整整一年的盛宴/洁白的盛宴/等待自己/走失多年的孩子/……”
郭文斌的文字是那么美，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他的文字在眼前过去了，但是却有一种“美”和“享受”却长久地在心灵中回旋。这是郭文斌留给我比较牢固的感受，也是一种在读者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感受。引他的诗，不是要谈他的诗，谈他表面的诗化的叙述，而是要谈这种感受的来源，这种诗化叙述背后的他的目光，他的思考，他的文本更宽泛的意义，他的文本所承载的更有份量有价值的东西。
2005年，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出版了。《大年》的出版，在中国文坛掀起波澜，而又经久不息，成为该年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和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也绝非偶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其必然的基础。我认为，郭文斌的文字之所以能引起文坛地轰动，最根本的原因是郭文斌用他轻丽绮卷的文字再现了一种原生态的乡土风俗，把人性当中纯真纯美的一面呈现了出来，在当今垃圾成堆、良莠混杂的中国文坛很强烈很鲜明很灿烂地凸现出人性的纯净和美好。故而引起了广泛的心灵共振。郭文斌的文字向文学艺术的真大大地靠拢了一截，细腻又不失犀利的郭文斌向他“自己”大大地靠拢了一截。像他在北京看到的“雪”一样，郭文斌这只扑向大地的“飞蛾”正以“舞蹈的姿态”走近“自己”，尽而“拥抱”“自己”。
启示二：郭文斌是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长起来的，西海固是可怕的，疼痛的，这是留给很多人的记忆，它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位西海固作家的童年上，记忆里，钳制着他们的注视和思考，然而大多和郭文斌有相同生存背景的作家却被西海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被“可怕”和“疼痛”挡住了视线和思考，停滞了更深向度的思维，回旋在生活抑或生存的“疼”和“痛”里，因而再现的也是“恐怖”，是“恶”和“丑”。郭文斌犀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些表面的粗糙的物质的部分，从西海固“可怕”和“疼痛”的生活矿石里掏出艺术的“金子”，滤出“美好”和“福”，舀出“快乐”，舀出对贫穷的“享受”，在他的笔下，贫穷和苦难里有那么多令人神往的东西，他的犀利，抓住了西海固的“寓言”。
“一丝风吹过来，灯花晃了起来，就在明明和亮亮着急时，灯花又稳了下来，像谁在暗处扶了一把，就有许多感动从明明和亮亮的心里升起，在灯光蛋黄色的光晕里，明明发现，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何其宁静、安详的意境，何其纯净、善、和美的人性原始！诗化的叙述和灵性的抒情贯穿着郭文斌的文本始终，再现着郭文斌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再现着郭文斌对生活中高于物质的精神部分地捕捉，使他的文字及形象、意境都是那么鲜活、空灵、飘逸而有迷人，玲珑剔透。
“《大年》美得像一个梦”（王雁翎语），它把每一个读者都引入了他们曾经遗失的那个“梦”里，把一个个灵魂引入那个难以言说的“享受”，那个“福”里、“寓言”里。
启示三：《大年》的题材其实是很狭窄的，郭文斌的声音也是细微的，他的“故事”也是“涓涓细流”。然而，题材却不因狭窄而失其纯粹，细细的“那一声”，却也是人性当中至纯至美的“那一声”，“涓涓细流”的“故事”却正“暴露”了中国乡土文化中“人”的纯真纯美的一部分精髓。其实这些都珍藏在每个作家甚至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只有郭文斌把它挖出来了。所以，郭文斌的文字引起共鸣是必然的。
启示四：张贤亮在他的小说《青春期》里有这么一段文字：“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象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落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到了老年才会发现它们全部都是闪光的珍珠，对老年人来说，现实世界再也没有强烈的诱惑了，逝去的光阴才具有诱惑力。”
郭文斌打捞的正是很多人“稀里哗啦”地抛掉的“珍珠”。
刘亮程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一片树叶何曾过时，永恒存在于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找到它，你就是大作家了。”文学写什么？郭文斌的文字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印证了刘亮程的感受。
启示五：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艺术创造更宽的可能，以及文学和艺术更高的要求，文学和艺术不仅仅是作家对生活的创作性再现，“真”的文学更应该是一味人类灵魂的净化剂，是盏盏灵魂的灯，它照亮着人生更高境界的那条路，让人看到真的善的美的境界，并向之靠拢。这也许是郭文斌认为的那条“回家的路”，也许是作家和文学的责任和使命吧。
启示六：有的人认为，郭文斌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文字或思考向宗教和神学靠拢；另有人认为，郭文斌成功于对“性”的书写……，而且旁引博证，凡此种种，都是不恰当的，抑或片面的，郭文斌给我更深的启示是：他的文本创造了一种文学的蓝本，但他的文字又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郭文斌所挖掘的那些原始人性中的纯真纯善纯美，凝聚并永葆着持久的美学意义和精神，成为一部珍贵的人文美学资料，这才是郭文斌的价值，是贺绍俊所认为的郭文斌“珍稀”的地方。郭文斌的文字是不会“速朽”的。
李继林：我谈的题目是《现代禅》。
原来读郭文斌的作品,大都是零碎的,总是被他那灵动的语言及优美的意境所感染,至于作品背后所深寓的意义之类,很少探究。我只是觉得郭文斌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作家。但在读完《大年》之后,我才知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不能仅仅以一个有灵性的作家就能概括的。但我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模糊的,我只是觉得他的作品里已经非常丰富地包含了对于生命的本质以及灵魂的思考,他以小说或者散文的形式进行着一个哲学命题的探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命题呢?在反复阅读了《大年》之后,终于渐渐明晰了。
以世俗的见解来阅读这部作品，实在是一个误区。单永珍先生说郭文斌是一个具有宗教情节的作家，可谓一针见血。郭文斌的作品里流露着深厚的宗教情节，佛学的智慧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说他已深味佛学精髓，是有些夸张。但说他已荫僻于佛光的辉照之中是不为过的。获取般若的过程，需要经历忍辱，精进乃止禅定的修为。读他的文字，我能够感觉到一种自然智慧流露，不像是作者在苛意地写作，而更像是一位智者随意地讲述。所有的意义都寓于文字之后，从最初的娓娓劝导到后来的“棒吓”，在《大年》中随处可见。在后记中他说“生活就是禅”这正是禅学思想的精髓所在，被他捕捉到了。“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情节都被他发掘并阐释，随即上升到生命本来面目的思考。
父亲（《水随天去》）是一个禅的体验者，谢具善（《寻找丢失的眼睛》）也是一个，荻（《钥匙》）也是一个。他们是彻底的，他们都去了。父亲离家出走，谢具善在美丽的情人身旁真的睡着了，荻走的时候尽然是一个秃子。荻是在经历了爱情以及生活的诸多痛苦体验之后，完成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但他仍然是茫然的，被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远未达到禅的体验，他只是找到了一把“钥匙”，佛说“诸法无我，诸受是苦”。从苦的烦恼中脱离，然后指向虚无乃至空，“钥匙”是一个恰当的概念。让荻变成和尚的不是方丈的剃刀。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贾宝玉的影子。父亲已经是一个完全的行者。从他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全面的看到一个行者所必须具备的全部经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般若。父亲心里没有钱，他吃素，他连一只苍蝇也不忍杀死，他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阳台上“像老僧入定一般”。.他“在阳台上荷荷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父亲那些莫名其妙的提问，是佛教禅宗的精髓所在。但水随天去中的父亲仍然是一个现世行者，他“毕竟是父亲”，他走的时候站在儿子身后“眼里汪满泪水”。这在小说中是一个丰满的形象。谢具善的形象是模糊而彻底的，他已经在云游之中，完全脱离了世俗地困扰。他从丰富的物质和淫糜的精神生活中跳出来，未出三界，却不在五行。他可以把一个被人扔掉的馒头捡起来，作明天的早餐；他可以“缓慢而有力地从她的身体里挣脱”“双唇间有千军万马在疾行，在急流争渡”“竟然很快进入睡眠”。他的对世俗生活的完全放弃,他的随意的洒脱,一派禅家风度。行走于街道的谢具善,与本来的谢具善已和谐的分离,行者的身影清晰显现。
作家在繁华的现代生活中塑造出了典型的禅修者的形象，可见他对于禅学的钟爱。他说“喜欢一个人：六祖慧能。他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开创人”（《以笔为渡》）。或者郭文斌自己已经是一个禅修者？他在点滴的现实生活中，不停地拷问，思索生命的本质和灵魂的归宿问题。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的另一魅力所在。他的作品总是给人留下许多的空白，就像中国的山水画。淡淡几笔，意韵却悠远无穷。
如果说郭文斌早期的作品中禅学思想只是欲说还休,尤抱琵琶半遮面,到了《大年》以后,则完全揭开了掩饰的面纱。坦然而说,这也反映了他的禅学思想的成熟。他大胆地引用禅学经典,不是在宗教知识匮乏的时代故弄玄虚,而是以那种古老而新鲜的语汇和思想提醒人们：逆流而上,或许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不论是哲学还是艺术。
在他的乡土作品里,借助于牧牧(《开花的牙》)明明(《三年》)等孩子的口,提出了许多看似幼稚而实际却令所有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那里有许多即是“未生我时谁是我,我已生时我是谁”这样玄虚的问题。死的概念在懵懂未开的孩子的头脑中模糊而神秘。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凸现。人类文明是从孩子开始的，也是从对这些简单而繁复的现象的思考而开始的。孩子的问题尽是永恒的哲学命题。在他的都市小说中,通过经论的引用，使他的作品从日常的故事中超脱出来,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不仅仅给读者语汇上的新鲜,而更多的诱惑读者进入生命的内核。他给读者设置了一个个多彩的陷阱,他让你跳进去,但他不告诉你出口。思考便在不停地询问中开始。“灵龟摆尾,扫其形迹,形迹虽扫,又落扫迹”。(《水随天去》)“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是你在干那件是吗？这样的问题是禅宗的实践和理论的最经典的结合。禅家正是在这样不停的询问中开悟?打开自己的智慧之门。
郭文斌以一个现代作家的独特眼光把古老的禅学应用到他的作品里，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特别的魅力；同时禅学这门有关生命本质思考的学问（我觉得把禅学归于哲学或者宗教学都不大合适）得到了以现代的方式的表达。这就是我读《大年》的一点感受。
周志军：《大年》给我的印象是“实中求美，美中见情”。李兴阳先生给郭文斌的小说《大年》的评定很中肯。作为读者定然会被《大年》浓郁的山村“年”的氛围所感动。也定会被这有些苦涩的农家亲情所感染。漫步《大年》，梦寻儿时生活的影子，我的心自然有些潮湿——那一盏灯笼，一把糖果，一件新衣，何尝不是我曾经美好的“年”的抒写。作为一个在西吉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只体会到《大年》的浓郁滋味是不够的，所以，我应该对《大年》说点看法。细想，郭文斌先生所感悟的“年”的精髓自然比我丰富，我的微见该不会有什么弄斧之嫌吧。抛开这点顾虑，我所说的仅算是乡党之情的拙见，该不会有大妨碍的。
正如李兴阳先生所言，《大年》是反映西部春节民间文化风俗，解悟西部人精神结构的风景。童年、少年的我也曾因父亲、母亲的关爱和年的美好幸福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的美好因世故而淡漠了许多，渐渐地忘却了“年”给予我的一些东西，只觉得日子越过越难过。是《大年》唤起了我欲灰的意识，从已有些颓废的灵魂深处给了我新的刺激。看看现在的生活，想想过去父辈的生活，觉得各种坚硬的东西压在了人的心头。好在“大年”这剂良药该让诸多和我同样麻木的人感到其精妙的功效吧。
然而，小说《大年》中存在着几个还需要商榷的问题。文中写到，父亲将对联写完后，放下笔，像一头渴的牛一猛子扎进泉里喝水一样地抽烟，然后紧接着贴对联了。这个情节不合西吉当地风俗。过年若设香案敬供祖先就必须先上坟、请神、上供桌、祭拜、献饭，然后方可贴对联和门神。因为对联和门神是驱邪的标志，是喜庆吉祥的平安护符。当地风俗认为，若先贴上红对联和门神，祖先的神位就会被拦在门外，自然“爷爷”的“好吃的”就只能是摆设了。北方地区的习俗应该是大同小异的，《白毛女》中喜儿和爹过年的唱词能充分说明这个：“门神门神贴两边，大鬼小鬼进不来”。而且门神只能贴一对，不应该是：“每个门都贴着门神”。
除夕坐夜，父辈们有钱的给娃娃“压岁”，没钱的给散些糖果。但小说中“夜色落下时”，却给灯笼贴窗花。这应是天未黑时“吃完长面”后的工作。然后让娃娃们挑上去玩，然后再回家坐在炕上接受父母的“压岁”和守夜的温馨，然后便是“抢头香”求平安吉祥。当然，“十里一个乡俗，五里一个规矩”，或许我的说法不算妥贴。
“初一早上的母亲是多么好啊！”这是一句极致的赞美之词，但不相宜的是文章接着写母亲刷刷地扫院。前文中收拾一新的院落不会是杂乱的。况且母亲勤劳的天性不该“破例”传统的风俗：一般地，大年初一到初三的日子，房屋和院子的杂物不能扫除，这是北方人“年”的大忌。积再多的杂物也有“不扫年”的讲究。习俗是人们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不成文的社会风尚。倘若表现这个人情世故需要这样的讲究，就应让习俗“实中求美，美中见情”。或许这不是作品所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是我鸡蛋里挑骨头，但不管怎样讲，我觉得要挑就挑得遭人恨才是对的。
李怡：在我的理解中，郭文斌是一个多情的写真作家。我说两点：
一、外张内敛的诗性散文。初次读郭文斌的散文集《空信封》，感觉很特别、另类。读着读着，就像一缕春风拂过水面，一股清泉趟过小河，给人一种具象的情感寄托。作家对情感的放逐往往是在一种诗化的意境里进行，就像闭上眼睛平躺在广袤的沙漠里怀念一个人：头顶蓝天白云，和煦的阳光照着无限膨胀的情思，同时，一种空漠地孤独和无限地忧伤湮没了自己，那种思念达到了极致。
行文的空灵飘逸，使散文富有诗的意境，再加上他精美简短的诗性语言，使得散文在气势上有了很大张力，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也丰富而浓烈。
或孤独、或忧伤、或宁静、或凄凉、或浪漫，每一种心灵的体验都给人一种美的语言享受和心灵感应。《爱情没有药》、《有一种情感无法面对》等篇目中，“你或许可以打下一个江山，却未能攻克一个真正的爱情堡垒，你或许可以毁灭一个世界，却无法消灭一炬爱情烈火”等句子，富有隽永的哲思，当之青春寄语或感言，实属佳句。
《永远的堡子》、《老大》等文章中，更让人深切地体味到一种浓浓的亲情和朴素崇高的人礼道德。
二、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小说。一个作家的灵魂是与他成长的生活环境水乳交融的，离开他熟悉的生活环境，写作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郭文斌的笔下，展现的是一部鲜明的西部农村画卷，他以清新细腻的感情和略显忧伤的笔调挖掘记忆中的乡土，成长中的童年，以及故乡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命中或失之交臂而略带惋惜的爱情。故事中土生土长的童年伙伴，作者都以白描的手法，朴实而确切的乡土语言，形象而饱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来，感觉篇篇里面都有自己的影子。如《雨水》中的扣扣、地生和双晴之间多错位的爱情，使读者的心灵产生了普遍地共鸣和感应。
对故乡深厚的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散文《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老大》等作品中，在小说集《大年》里，作者细致而深刻地叙写在这片乡土中成长的挫折、乐趣，青春期朦胧的爱情秘密以及发生在乡土上的一切生老病死、血缘亲情等，而许多的叙述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成长为发展过程的，如《水随天去》里“父亲”和“母亲”常常因观念上的差异而时有“吵嘴”，但在孩子的眼里，他们的嘻笑怒骂皆成趣味。文章中的“父亲”是一位出身农村的品位作家，对生活的细节粗枝大叶、漠不关心，可是对故乡传来的一点气息都视若珍宝。他把从老家带来的东西统统叫“六味地黄丸”，将一点咸菜，这里的土话叫“咸萝卜条”，在母亲的不屑一顾和阻挠下，竟能吃得津津有味，还强迫“我”也来吃。是啊，离开家乡，吃的就是一种乡情，吃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回忆的就是一种亲情！作家自幼生长在乡村，厚重的乡土气息浸润着作家的心灵，怎么能不对那片黄土及黄土地上生长、生活着的人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呢？
李义：大家都谈得很好。李耀斌是主攻诗歌的，他的几点启示见出他对郭文斌的作品中诗意特色的分析之深，也见出他对郭文斌的文字的偏爱；李继林从“禅”意这一独特角度入手，谈得特别新颖。广义来说，宗教中的“禅”意，与诗歌中的意境，与哲学中的辩证，与美学中的真善等都是相融相映的，或和谐、或深邃、或智慧、或美好，都是人类精神中的精华所在。周志军也许是读《大年》读得最细的一个。谈得也很直率。目前，评论界这样的声音已越来越少了。李怡以一个女性的角度，也谈得很细腻。还有几位，恕不一一列举了。真的，感谢各位！
下面，我说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想，郭文斌的作品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为文者，首先要使自己的文字与别人的文字区别开来。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既不复制，也不克隆。要有鲜明的个性，持之以恒，量变之后产生质变，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记得是叶延滨说过这样的话，草长得再茂盛是草，树长得再矮是树；只有别具形态的一棵棵树，才能长成一片森林。郭文斌的《空信封》、《大年》、还有纪实长篇《笫三种阳光》等，给人的笫一印象是新鲜、新颖，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使之非一气读完不可。
其次，是叙述语言的“顺”与“陌生化”的统一。“整个院子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像这类句子读起来顺如风行水上，但是，“娘的味道”又陌生化地处理了一下。让人需要刹住过顺过快的阅读速度，回味一下，“娘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的味道？有一句熟语叫“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一句“娘的味道”让你意会出了那个味道，但是你无法准确地言传出来。相信作者也许也是这种状态，但是，贵就贵在他找到了这一句，写出了这一句。这就是瞬间感觉的敏锐捕捉，也许这是为文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之一。此类句子在作者的作品里比比皆是，见出了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体悟之深。
笫三，儿童视角。以童眼看世界，世界即多了一份率真，多了一份趣味，成人眼中的世界是麻木的。童言无忌，童眼无邪。都原生态地再现了人成长中的一些过程。如此文字，既是文学作品，又可做探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第一手材料。
最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郭文斌的文字中，没有过分的坚硬，没有铺张的苦难。这固然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及世界观有关。郭文斌的许多文字通篇笼罩着淡淡的忧伤，流淌着清水一样的憾意。尤其在一些写亲情人伦的篇幅中，这些更为突出。像《永远的堡子》入选多种选本，被有关文字如此介绍过：“作品通过一个罕见的家庭故事，讲述了一个罕见的伦理关系，审视了当下社会一个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亲情和道德高度。忧伤而潮湿的文字，读来感天动地、回肠荡气。”这些“罕见”并非虚构，熟悉郭文斌的人知道这全是写实。这里，让人称道的是，作者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让读者动情的艺术真实，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大年》更是言简意丰的佳构，大量的对话，不但不显得累赘，反而使阅读产生一种节奏感、韵律感。总之，郭文斌的文字唤醒了我们曾经的生活感受，引发了每一个阅读者情感上、心灵上的共鸣。阅读这样的文字，使人心荡涟漪，心生嗟叹，而后，又心泊宁静。无疑，这是一种投之四海而皆受欢迎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