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地域文学的若干思考

——以西吉文学为中心

牛学智

      “地域文化”、“民间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养成需要特定的地理地貌气质长期的滋补，我们经常看到的直观描述，如高原的豪放、粗犷，大碗大碗地喝酒、大块大块地朵颐夹生牛羊肉，女人的红脸蛋、粗壮的手指，那并不是无奈和颓废，而是健康和美；又如草原的宽广、洒脱，那里的天空就只能属于鹰的翅膀，长调短调、长裙短裙，因此，腾格尔的短促、低沉、力量歌声，德德玛悠扬、舒缓、深情的调调，等等。就不仅仅是个人个性气质的张扬，同时也是那个地域中生活的人群基本共性精神的凸现。以上两种粗线条的感性形象描述就应该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并且如果方向相反，即立足点不是趋向于审美，恰恰相反，是审丑。也就是揭示地域范畴内的疾苦、苦难、不堪和不得圆满的人生镜像，关注点不一样，情感态度不一样，只能说思想力有深有浅，但总的特征肯定仍属于地域文学。

         至于“民间文化”以及属此范畴的“民间文学”，迄今为止，如果不是深入到学科内部的考虑，也就是在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之外谈论民间文学，这个民间文学通常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传统文化”。把民间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实际上正是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学事件。直接说，站在文学自身规律的角度看，这种等同对文学创作而言是负面大于正面价值的一种评价尺度，多数论者、研究者给文学开出的价值方程式是相当牵强的。他们往往带有情绪地认为，中国文学的“中国化”似乎不得不在发掘民间资源的道路上持续地探索下去，否则，就是“去中国化”，就是不“底层”。探索现实中的艰难问题，书写弱势者的心灵号呼，最终拐弯抹角地达到介入现行政治的决策走向，使得“底层文学”获得了文学史地位。但我们不得不说，当用心良苦的“底层文学”有一天走向它的反面，把苦难变得审美化，尤其当文学研究者的神经不再敏感于苦难，乐于从无助者的身上、涌向城市的农民身上，搜索新世纪审美“脱身术”的时候，“底层文学”就已经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收编，失去了当初的情感动力，变成了另一种来势凶猛的文学的下脚料。事实正是这样，尽管辨析的声音一直很尖锐，但“新世纪文学”拥有的庞大的研究阵容和研究本身具有的强大吸附力，与之唱反调的文学之声，它们的地盘庶几全无，这可能是“底层文学”的身影渐行渐远，至少锐气大幅度减弱的根本原因。

        出示这样一个大致背景，正是与我下面谈的话题有关：西吉文学。西吉文学肯定不是一个恰当的文学命名，它只是一个便利的称谓。然而，这个叫法一经流行，它会马上成为一批文学的集体性标志。这个标志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成为作家自由创作的紧箍咒。“西海固文学”就很能说明问题，直面现实的酷烈，直抵人心的尖锐，介入社会结构的有效性，都使得“西海固文学”在同一级别的地域文学中十分扎眼，也向全国文坛输送了一批叫得响的作家作品。可是拉开一定距离看，“西海固文学”中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后视型的苦难叙事，比如童年视角的诗意情节，比如漂泊型的人生际遭，比如社会问题性的乡约乡规，等等。在它完成了它的首创期形象塑造以后，本能地构成了后来者操持的便利资源。以“近传统”的姿态，它打开了一个文学史空间，也发掘了一种“难”的文学书写方式，“西海固文学”可谓功不可没。但宏观考察，尤其当自觉接受这个传统的后来者还不能以理性的眼光分析这一段文学史生成的历史原因，也就是不能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拥有重建“西海固文学”的价值雄心时，草创期“西海固文学”的模糊形象就很可能成为创作的一个心灵障碍。事实是，我看到的西吉文学已经有如此的前文本迹象，这是不能不让人格外担心的问题。当然，今天探讨西吉文学，就是为的明天能看到更健康、更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而不是“西吉”文学。西吉文学的最终肯定是去掉“西吉”，让“西吉”仅仅成为指认我们这些离家出走的孩子的母地。

        西吉文学是西海固文学的当然组成部分，我们表示担心的不是说西海固已非昔日的贫瘠和苦难，而是说西海固文学在这两个用力最勤成绩也最突出的方面，无形中把现实西海固简单化了。现实西海固的多面性在一再的文本流传中被简化成一条或几条可以概括的信息的事实，可以从外界一惊一诈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来。西海固的今天到底该怎样叙述？这就给今天的文学从业者一个难题：第一，你了解的今日西海固，是否直接来自你的听觉你的视觉你的心灵感受？第二，你能写出今日西海固吗？你的文学叙述到底有多少是真正从石舒清等人未发现的地方出发的？第三，你的文学思路、价值观如果离开了西海固前文本的无意识影响，它对今日西海固还继续有效吗？西海固文学存在的待解问题，也是西吉文学必须解决好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吉文学何以可能

        西吉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强有力的依据是，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创作者队伍。据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有作品结集出版、作品引起全国性大刊关注的作家就不下于20人，这对一个小小县城而言，在全国恐怕也属少见。不妨将这一组数据援引如下，“西吉籍作家于秀兰、郭文斌、张光全、了一容、火仲舫、马存贤、罗存仁、郭宁、火会亮、赵炳鑫等，都有专著结集出版。现在，已有十余位西吉作者跻身于‘西海固作家群’，成为一支较为雄厚的文学创作队伍：周彦虎、李义、李耀斌、张树鹏等人的作品多次打入《诗刊》、《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国家级权威刊物；火霞、马金莲、马强、李怡、樊文举等人的创作已引起区内外文学界的关注，成为西吉青年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同时，西吉校园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西吉：文学热土，艺术家园》，见《朔方》，2006年第11期封三。）我作为西吉人，几年前不得不走出西吉，但又时刻无法不怀念那片故土，就文学而言，我深知，已经做出了成绩的作者恐怕远不止这些。庞大的文学再生队伍表明，西吉作为一个地方它可能很小，但这个小地方它有相当的资质养育文学，这是西吉特有的文化传统，也是西吉与其它地方相比较不多见的人文承袭习惯。说实在的，我作为较早出走的西吉土著人，我当然地优先享受到了城市物质的快捷和便利，也不能全然否认优雅的城市文明对我心灵的涤荡。我之所以在还远不到靠回忆过日的年龄无法克制我对那片故土的莫名的怀念，原因自然很多，但我一下子能拎清楚的，是那个地方对个体价值自我的健康的有效的评价体系，我指的是民间社会精神性监控系统的良性循环。

        比如说，当某个人遭遇来自单位、团体、家族等多方面作用力的时候，他会本能地出示相应的对策，狭隘、自私，宽容、利他，乐观、开朗，综合的人为素质会汇集在一个人身上，这时候，决定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往往不是某个长官的一句话，或某个单位量化的评价导向，而是发自民间社会的对这个人精神亮点的集体性肯定。再具体化这个例子，比如你也许没有出色地完成你的工作业绩，但人们都知道你有超出一般人的文学创作才华，例如你有见诸报刊的作品被可能并不关心文学的人阅读到了，或许瞧见的仅仅是你变成铅字的署名，那么，他们几乎无可置疑地认为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是一个暗藏着某种未被发觉的有前景的人。当然，发现你并不意味着启用你，评价和使用是两个系统，前者表明一个地区的本质性价值观，后者是尖锐的人事问题。价值观形成人才观，人事问题指向单位的容纳性质，正确的人才观影响社会整体性的“正面肯定性形象”，单位的容纳性质只负责工种的有条件的分配。

        指出这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谈论这样那样的作家群，一定范围内先得破除某些评价思维上的高空作业行为：如果不首先分析地域文学的后续问题，只盲目地就文本分析文本，就风格分析风格，就作家分析作家，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抓牛头与抓牛尾的关系。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西吉作家群中的多数成员，并不是寄生在文学生产单位（文联、作协、编辑部等等），他们都在出色地做着他们自己的份内事情，文学基本上仍然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以爱好、娱乐的心态搞创作，反使他们的文学格外的感人和有力量。我想，有眼光的批评家、研究者面对这种现象，应该认真研究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背面网络——社会本质性的评价系统，而不仅仅是现象本身。停留在现象本身，许多问题是无法持续言说下去的。今天个人性地任意放大西吉文学的前景显然为时尚早，但不关注到西吉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在紧张的工作（有些从事的是辛苦的劳作）之余，还如此热烈地奔向文学这个一开始就意味着受难的事业，多半的研究可能会注定了要扑空。虽然分析一个文学的社会学问题，至多也只能算准文学话题，但对于西吉和西吉文学而言，仍然是适用的。

如何突出已有的认识论域限

        作为地域文学之一种，就现在我经常能阅读到的一批作品性质而言，西吉文学大体上还只能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创作主体多为农裔作家（作者），甚至许多时候，他们还得身挑两职：一边要不断地深入到农村，担起赡养父母、救助兄弟姐妹的重担，季节性的田野作业耗去了他们相当的精力和心情；另一边他们是地道的单位公务员，在量化考核的作息氛围中，如何快捷省事地拿下一个个山头似的工作任务，拼尽全力地挤进体制队伍不至于被甩出去，吞噬着他们已经储备不足的情感库藏和审美空间，这一点从他们略显疲惫的文学叙述中已是十分明显。

       其次，就作品呈现的共性特征而言，能看得出来，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他们似乎很愿意承袭西海固文学确立之初，就基本奠定的一切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这使西吉文学就目前可分析的文本来看，大致表现为两种叙述路向。一方面，对西海固文学格调的顺延性表达，西海固文学在创始之初全部的精力倾斜在对底层者的精神代言上。因此，姿态的决绝程度、人物的承担性品质、情节的写实性介入，都汇集为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大的生存现实图景，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型的文学期待，人们接受它的时候，道德情怀压倒了审美感悟。也就是西海固文学之所以能撕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口子，成为一段坚硬的存在，它的文学史遗产主要是道德的而不是审美的，价值上的贡献主要是对抗性的，而不是潜入性的——很大程度上，对抗性容易赢得接受美学的喝彩，潜入性因为其蛰伏在人性深处的慢、细，它的力量被通常认为是软性的和无效的。石舒清新世纪以来的小说，由擅长的“死亡叙事”转为日子化的“日常叙事”反而不如前者受文坛的关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西吉文学的众多创作者自然是认识到了这一来得太快的审美哗变。看得出来，他们几乎是在极不情愿地关注和书写日常情事的，由坚硬的文学冲突转移到牵肠挂肚、情意绵绵的审美空间，西吉文学实际上在今天的语境中，美学趣味还相当散漫，缺乏令人信赖的与农耕秩序吻合的价值定位意识。我指的是由现有的西吉文学分析显示的趋向：要么沉浸在与现实无关的本本主义情绪氛围的间接叙述；要么有意识地再度书写局外人的怀乡情感。都可能还不是西吉文学最擅长的文学形态。这表明，西吉文学作为艺术样式还很不自觉，多数人的创作还自觉不自觉地停留在文学的前文本时期，基本创作动机差不多可以这样描述，情来则抒，兴尽而去，去之不留痕迹。所以，看上去，西吉文学显得很有生活，底层者的生存事象，无助环境的百般折磨，众多人物的不得圆满——事实上，这些因素的确要比一些观念性写作中的同类叙事真实得多。但苛刻一点，对于文学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条件，还远非现实西吉的深层真相，只不过并没有对经济社会人群急剧分化而导致的人情世故的裂变撒谎罢了。

        因此，我个人以为，西吉的作家（作者）为避免不致走弯路，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身边的西海固文学传统问题，准确地说，是如何看待自己本来置身其中的西海固文学所开创的文学思维。西海固文学着力书写的现实凌厉的一面，即强烈的介入性和文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是永远有价值意义的。不过，很多时候，它属于方法论层面，也就是说，坚持文学的有效性没错，利他型的苦难呈示也永远必要。但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批判性的、呼吁性的文学诉求是否还能观照到复杂的意识形态维面，当把书写苦难看得重于一切之时，生活本来的面貌就要变形，人性深处的褶皱或许面临着被简化的危险。这就是我曾经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反复表述过的意思：当“底层叙事”把苦难变成“苦难美学”的时候，苦难还是那个我们本想真心实意要说清楚的苦难吗？更何况，西吉不可避免地沐浴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网络中，四平八稳、本质上沉浸在个人酸酸麻麻的心灵感受层面的文学，它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划归到“他者”的世界？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吗？

如何克服狭窄的个人经验

        毋庸作太多的展开，“狭窄的个人经验”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性的弊病，它指的是那种假“想象”之名，实际上奉行胡编滥造之实的叙事风气。这种文学的表征之一是，把个人内心事象显微化，把提倡人性复杂的“人的文学”误当作书写人/兽同体、体现人的“藏污纳垢”。“新世纪文学”命名以来，语焉不详的“新”成了多数人追赶的文学潮流，新生活方式、新都市、新新人类、“架空性写作”等等不一而足。在“新”字当头的一批审美意识形态描述中，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地域文学，它们放弃了对民俗民情继续关注的耐心，它们放弃了精雕细刻的自然描写，取而代之的是粗枝大叶的情绪勾勒和飘飘忽忽、千篇一律的西方文化模型。西吉文学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乡土的底子表达都市颓废的人生体验。结果是，要么把正常的乡村境况写成半城半乡、城市文化下的情感模式；要么把本属于个人内心的疾呼放大到普遍性的社会心声，使得尖叫有余而沉稳厚重不足；要么假心假意地沉醉在旧时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幻境中不得自拔，等等。种种迹象表明，西吉文学要从开始能快捷地进入到地域文学的自身轨道，现在，它还需要从意识领域、认识领域清理许多东西。

        我想，最终的西吉文学，应该是立足于本土，投射着人类共性，或者是深入到人类共性领域，却能明显地指认出地域特色的具有艺术自觉文学世界。

       牛学智（1973——）文学硕士。系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理论研讨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批评家研究。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甘肃社会科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文学批评专著《思潮中的文学》入选200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批评集《动荡的文本》即将出版，《当代中国批评家研究》正在写作准备中。